【摘要】问题史学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解释历史，而不是描述历史，提倡跨学科的整体论方法，主张历史方法研讨的是变革与稳定。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百年是一个回应时代需求、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过程。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下逐步演化出来的。如果不理解过去百年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信念和价值观，就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大学。中国当代大学至少有三个源流，一是源于中国古典书院，经湖南自修大学、陕北公学传承创新形成的“延安模式”；二是源于欧洲大陆的罗马传统，经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转换创新形成的“苏联模式”；三是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经民国时代诸大学的引进吸收再创新形成的“美国模式”。“延安模式”是真正本土化的模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型高等教育；问题史；延安模式；苏联模式
【作者简介】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公钦正，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论
作为新史学的重要分支，问题史学反对传统的叙述史，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解释历史，而不是描述历史，提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哈罗德•珀金认为，“从某种真实的意义上说，真正的历史学并不是一味按照年代顺序挖掘整理史实材料的一门学科，而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它向现实世界提出种种问题，并努力探寻问题的答案。”韦恩•厄本和杰宁斯•瓦格纳甚至认为，历史是社会建构的，如其所言，“我们将历史视为一个仍在不断进行的过程。不仅过去对现在构成影响，而且现在人们的关注和问题也推动着历史学家改变或重新调整对过去提问的方式，并以新的思维方式思考旧的问题……我们都处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就像生活于我们之前的人们一样，我们也面临着决断和选择，这些决断和选择将决定我们的现在，并形成一段历史，而其他人将在某一天来试图理解它。历史，因此是社会建构的。”
问题史坚持整体主义方法论，强调历史方法研讨的是变革与稳定。具体而言，“它既研究未被人承认的和人们尚未预见的变革，同时也研究人们计划的或有意进行的变革；既研究影响全部人类组织机构兴衰的潜在过程，也研究对待变革的顽固抵抗行为。”应该说，问题史最适合的运用领域是高等教育变革史。正如哈罗德•珀金所言，“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能体现上述思想的要数高等教育发展史了。自12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和法国以来被移植到整个现代非欧洲世界为止，大学的含义和目的可以说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它依靠改变自己的形式和职能以适应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通过保持自身的连贯性及使自己名实相符来保持自己的活力。谁都在谈论大学，但是大学作为学者进行教学、科研和从事社会服务的场所，我们只有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具体环境里才能弄懂大学的这些任务究竟是什么。”这就是所谓的“事物虽在变化，其名仍然无异”。
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百年是一个回应时代需求、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过程。湖南自修大学和陕北公学既是回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需要，又与中国传统书院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既是回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需要，又体现了“苏联模式”中国化的探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的转型，既是为了回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战略，又体现了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办学治学经验的抱负；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既是回应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需求，又体现了强调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和重点建设的政策特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二、湖南自修大学与书院传统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然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也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以致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极端严酷的社会环境。建党初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但是受到理论研究不够彻底、传媒资源和经费短缺、工人阶级文化水平低下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范围、影响深度和大众化、本土化程度十分有限，亟待进一步宣传并扩大其影响力。此外，由于此时党的组织力量还十分薄弱，全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仅有58人，尚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亟需培养一大批高素质革命干部，以领导全国范围内的工农运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呼唤一所新型大学的出现。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最早一所专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党的革命干部的新型大学，也是毛泽东高等教育思想的最早实践。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寄给黎锦熙的信中首次描绘了对自修大学的大体设想：“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3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1919年3月，毛泽东关于创办自修大学的想法已经非常具体了，他在致周世钊信中特别强调：“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间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1921年8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一大回到长沙后，在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董事长仇鳌等人的支持和帮助下，与何叔衡一起在船山学社校址上，利用省政府每年4000元的拨款创办了理想中的“湖南自修大学”。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学校开始招生；次月，被誉为“革命策源地”的湖南自修大学正式开学。这所学校共培养了200多名党的干部。1923年11月，湖南自修大学被反动军阀赵恒锡以“所倡学说不正，有碍治安”为名强行关闭，之后，大部分学生转移到了中共湘区执委创办的湘江学校中继续学习。
湖南自修大学十分注重引导学生自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将船山学社的藏书楼改为图书馆，购置了421种、总计1004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全国各地的进步刊物，以使学生尽快“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为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湖南自修大学还创办了刊物《新时代》，并将其作为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刊载讨论“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等问题的文章。此外，自修大学在办学过程中非常重视理论结合实践，学生不仅要学习研究理论知识，还要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体会和应用。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下，自修大学的学生发动和组织了湖南省第一次工人运动，成立了湖南青年救国团、湖南外交后援会等爱国组织，沉重打击了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湖南自修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构，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革命精神和健全人格、能够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骨干。这些革命骨干不仅壮大和充实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而且为湖南乃至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湖南自修大学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等教育理念。一是学生中心，毛泽东十分反感他所接受的填鸭式教育，认为在严苛的学校管理中，学生作为学习者的中心地位彻底丧失，因此，湖南自修大学特别注重发展学生个性，并引导他们自主展开学习和研究。二是平民主义，自修大学力矫“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弊病，不仅打破学术秘密，使“有志向学者”可以入学，而且只收取学生的杂费和伙食费，酌情收取学费，让贫困者也能入校学习。三是工读结合，毛泽东自1918年6月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就曾设想过一个具有浓厚“共产主义”色彩的“新村计划”，直到1920年5月，在上海尝试实施半工半读的“工读互助团”失败后，才从成立“工读互助团”的设想中回归到创办“自修大学”上来，但工读结合的做法却在自修大学中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保留并延续了下来。应该说，毛泽东的高等教育理念与中国古典书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书院“遗传基因”的时代表达，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代表时代精神，书院精神是流动的而非凝固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正是体现的民主共和精神、马克思主义理想等时代精神；第二，讲学与议政，古代书院既为讲学的地方，亦为议政的机关，而湖南自修大学的学生既学习理论，又关注时事，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参与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第三，自修与研究，书院最早本就是藏书研读之所，毛泽东认为，“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很多”，这里的“研究的形式”就包括了“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因此，他强调自修大学的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
三、陕北公学与延安模式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矛盾代替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长达十年的内战基本结束。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漫长的战略相持阶段，作为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大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相对而言局势更为稳定。然而，经过万里长征，党中央和红军队伍到达延安时，全国红军不到3万人，中共党员也仅4万人，部队减员十分严重，党的力量受到较大削弱，“要干部的呼声遍于各地”，边区政府急需培养一批可堪重用的党政军干部。与此同时，大批爱国青年追随党中央的脚步，云集在延安，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分别负责培养的是军事人才和党的高级干部，为妥善接纳进步青年，造就更多可堪重用的干部人才，创立一所能够容纳更多学员的新型干部学校势在必行。
1937年7月底，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创办陕北公学（以下简称“陕公”）。此时的边区，物资极其匮乏、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校舍，陕公全体师生就与党中央调来的干部和战士一起挖窑洞、建校舍；没有教员，毛泽东就从全国请来学者，由领导同志兼任教员。在党中央与陕公师生共同努力下，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并做报告。实际上，毛泽东曾前往陕北公学做形势教育十几次，先后提出了“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等著名论断，并多次为陕北公学题词，建校之初所作的长篇题词至今仍镌刻在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一块巨大影壁上。1938年，日军将矛头指向延安，国民党也开始不断加强对延安地区的封锁。为打破这种内忧外患的困境，1938年7月7日，党中央在地理位置更便利的旬邑县看花宫村举办了陕北公学分校，至1939年1月，陕北公学在延安的总校仅剩400余名学员，中共中央遂决定将总校也迁往看花宫，与分校合并。1939年7月，国内形势再度变动，陕北公学正式改编为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开赴敌后办学。1939年12月，鉴于抗战前线和革命根据地源源不断地输送青年到延安学习，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复办陕北公学，史称“后期陕公”。
陕北公学不负党和人民所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一方面，陕北公学满足了边区政府在抗战时期的教育需要。毛泽东曾多次提出要在陕甘宁边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即“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为此，陕北公学在学制安排上强调短期灵活，在课程设置上强调少而精，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学用结合，在师资安排上强调专兼结合，在教学内容上坚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陕北公学的学员们积极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一边学习革命理论，一边进行生产运动，克服了陕甘宁边区极其困难的物质环境。另一方面，陕北公学在短时间内将大批普通青年培养成为抗战急需的各类干部。1937年8月至1941年8月，陕北公学培养了近万名抗日救国的先锋，其中，“前期陕公”共培养6000多名抗战干部，吸收党员3000多名；“后期陕公”在近两年时间里培养干部3000多名。从陕公毕业的学生积极响应“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的号召，带着党中央的嘱托奔赴全国各地的抗日救国战线，极大地满足了战时对抗日救国干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干部的需要。
陕北公学是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典型代表，是高等教育“延安模式”的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陕公是民族的，她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炮火之中，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高等教育机构；陕公是科学的，她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陕公是大众的，她向从五湖四海涌入延安的爱国青年张开双臂，是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陕公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展的是为中国革命斗争服务的革命教育。此外，党中央在延安时期，以苏区高等教育办学经验为基础，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地区的人民，创办和发展了有别于旧教育、西方教育的高等教育事业，并在办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稳定特征和鲜明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可以将其称为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其特征主要有四点：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培养革命干部和建国人才为办学宗旨；二是采取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坚持劳动与教育相结合；三是开创了“思政课+专业课”的课程结构，贯彻学以致用的教学方法；四是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实行校长负责、学者治校、民主管理的管理体制。高等教育的“延安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伟大实践，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初步探索，不仅满足了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需求，而且也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中国人民大学与“以俄为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肩负起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使命。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形成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并挑起朝鲜战争、出兵台湾及台湾海峡，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我国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结成政治上的同盟。1949年上半年，随着革命形势朝着夺取政权的方向发展，建立各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被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大城市接管了200多所大学，但这些按照欧美理念建立的旧社会的大学，没有一所能够承担培养“懂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任务。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苏联为创建马列主义指导的新文化、新教育进行了艰苦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为了迅速培养一大批讲政治、有文化、敢担当、能作为的建国人才，“以俄为师”创办一所新的大学成为建设新中国的迫切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是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支持下，由刘少奇提出并直接领导创办的。1949年7月6日，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写道：“在莫斯科办一中国大学，为中国训练建设与管理人才”，斯大林很快回复说：“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毛泽东也“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大学”。由于中共代表团与苏联方面就提供贷款、派遣专家等问题商谈得非常顺利，这所中国大学最终选择“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1949年11月12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报告筹备情况，提出“以原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及王明谢老之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来成立人民大学”的办学计划；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一计划；5天后，政务院随即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宣告正式成立，在党中央的支持和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初得到了快速成长，不仅培养了大批新中国建设人才，而且为全国的大学树立了办学榜样，1954年4月12日至21日，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会上提出全国各院校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1954年8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被确定为“全国性重点学校”，旨在“带动其他学校共同前进”。
从1950年到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聘请了98名苏联专家，是全国聘请苏联专家人数最多的高校，他们直接指导并参与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早期办学实践，在制定各类计划、创立各项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创办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急需人才、也最需要向苏联学习的专业。在取消了学院一级建制后，教研室成为人民大学的核心机构，其中心任务是教学和科研，苏联专家在其中发挥着“工作母机”的作用：通过苏联专家开设讲座、青年教师“边学边教”的方式，快速培养师资力量；强调政治理论课和专业课相结合，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专业所需的一般科学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复制苏联高等教育中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公共必修课作为整个课程体系的核心；翻译和整理苏联专家编写或推荐的讲义、著作和经典原著用作授课教材；创办《教学与研究》等刊物，并在每年年初由教研室形成科研计划，在每年年末或一些庆典日召开“科学讨论会”，交流科研成果。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办，是中国共产党在“以俄为师”背景下，将“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来“办新的大学”之探索，是满足新中国迫切干部需求和教育需求之典范，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是学习苏联模式的直接产物，而高等教育的“以俄为师”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通过“院系调整”，初步改善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区分布不均衡问题；实施“专业教育”，一改过去大学教育游离于社会发展之外的状况；引入“苏联模式”，建立了一套严格而紧密的教学结构。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交恶后，党中央对“以俄为师”的态度转变为“以苏为鉴”，苏联模式一时间被作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而遭到强烈抨击。当然，“以俄为师”对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也的确产生了不良影响：一是“条块分割”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不断僵化，最终陷入低水平、无效率、重复办学的“泥淖”中；二是以功利目的为中心的、工具价值取向的“专业教育”，将中国大学自古以来具备的超功利的人文精神消磨殆尽；三是在“部门办学”形成的行业高等教育体系中，单科院校尤其是工科院校占主体，致使中国院校类型和专业比例严重失调。应当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老老实实地学习苏联”几乎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这也导致在政治局势发生变化后，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旋即被彻底抛弃，同时，在突破苏联模式、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坎坷波折乃至剧烈震荡。
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教学科研双中心”
“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我们党开始了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工作，以此为标志，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20世纪80年代，高科技浪潮席卷全球，科技发展水平越来越成为国家经济增长与国际影响力、竞争力提升的决定性要素。然而，作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科技和教育事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瘫痪，高考制度的废除更是使我国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层，人才问题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制约我国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1976年10月，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大进军”；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这“科学的春天”到来之际，尽快培养一批能够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要求、适应高端科学技术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成为举国上下的共同愿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中科大”）的创办，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填补国家科技空白，满足“两弹一星”计划对尖端科技人才的需求，1957年，中国科学院党组在受到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与新西伯利亚大学“所系结合”办学模式的启发后，向国家领导人提出创建一所新型大学的想法，使之坚持“科教融合”理念，克服“苏联模式”中“将教学置于高校、将科研置于科研院所”的弊端。这所大学就是1958年9月由邓小平批准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在中科院的支撑下，一时大师云集、人才辈出，截至1966年，该校培养4710名毕业生，仅前3届毕业生中当选为两院院士者就有30余人。然而，“文化大革命”期间，中科大校本部由北京迁至安徽合肥，导致仪器设备损失2/3，教师流失1/2以上，1972年全校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不足百人，学校几乎面临难以为继的瘫痪局面。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专门指示中科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因此，粉碎“四人帮”之后，中科大在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中勇立潮头，率先采取了一系列“胆子、步子”都很大的改革措施。一是提出“教学科研双中心”的办学定位。作为中科大的主管单位，中国科学院曾先后将中科大定位为“既是一个教学单位，也是一个科研单位”和“一个能够独立进行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的重点大学”，并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批准。为贯彻“双中心”的办学定位，中科大不仅为本科生专门开设研讨班课程，而且所有的实验室均面向本科生开放，通过实践“科教融合”的教育理念，将学生培养成具有创新意识的尖端科技人才。二是创办研究生院。1978年3月1日，中科院在北京的旧址上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中科大的研究生教育充分依托中科院的师资、项目与设备资源，并在此基础上首创硕博连读体制和本硕博分流教育体制，使有潜力的学生能够尽早接触到前沿科学技术研究，实现了本硕博一贯式培养与因材施教的有机结合，是“教学与科研双中心”的创新性实践。三是创办少年班。1978年3月8日，由21名不满15岁的学生组成的中科大第一期少年班正式开学。少年班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推动下，由中科大不断探索形成的一种破格录取早慧少年并集中起来加快培养的教育模式。作为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免试推荐”方法的突破，少年班的创办如同“科学春天”的“迎春花”，拉开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序幕，受到全国上下的广泛关注，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党和国家对尖端人才真挚而紧迫的需求。总体而言，自1978年以来，中科大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急需的科技领军人才，数十名毕业生当选为院士，平均不到十天就获得一项科研成果，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早确立了大学是“教学科研双中心”的办学定位，积极探索了研究型大学的建设道路。但由于该校依托中科院办学的优势并不具有普遍性，我国“科教分离”的教育体制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没有受到触动。改革开放后，中科大率先提出“教学科研双中心”的理念，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肯定。1977年7月，邓小平做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的重要论断；同年8月，邓小平再次提出：“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双重任务”，完成了指导大学改革的顶层设计，自此，我国大学开始系统改变只有教学一个中心的问题。应该说，科学研究进入大学并实现合法化、体制化的过程，其实就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过程，“教学科研双中心”的大学定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创办满足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需求的研究型大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实践。
六、华中科技大学与理工大学综合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推进，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取决于人才和技术的较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世界格局进入大调整时期。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为应对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环境，满足国际竞争和国家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1995年，我国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将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国家间的竞争与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只有培养出高素质人才，科技才能发展、经济才能腾飞。要培养高素质人才，非综合性大学所不能，为此，中国的单科性大学，尤其是数量最多的理工大学，在这一时期纷纷走上综合化的转型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华中大”）是理工大学综合化的典范。其前身是1953年成立的华中工学院，1988年更名为华中理工大学，2000年与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组建华中科技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中大就提出了向综合化大学转型的目标。华中工学院是“院系调整”的产物，定位为华中地区的重点工科院校，1975年11月，朱九思在向国家教委递交的报告中提出要在工科大学中设置理工结合、以理为主的专业，但囿于政治原因而未受到重视。1980年，在考察了美国、加拿大、日本3国的高水平大学后，朱九思正式提出要“把华中工学院办成以理工为基础的综合性大学。这就不仅要求实现理工结合，而且要把实际上已经开始设立的文科和经济学科加以扩大”，自此，学校确立了“综合化”的办学思想，开始了向综合化大学转型的艰难历程。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综合化战略使学校初步形成了文、理、工、管相结合的格局，但未来的综合化道路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华中理工大学的综合化转型才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大幅调整中迎来高潮。首先，1997年华中理工大学就先于国家政策在人文学院进行了扩招，使当年4个文科系招生人数基本上翻倍，壮大了学校的文科专业，1995年时，华中理工大学人文社科的本科生占比仅为1.5%，到2005年，这一比值已增长到14%。其次，2000年完成并校后，华中大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学科门类进一步丰富。学校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了“以文科、理科为基础，以工科、医科和管理学科为主导，以信息学科和生命学科为龙头”的学科布局，这表明华中大已经开始以合并为契机，通过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不断增强学校在学科层面的综合化进程。最后，自1994年以来，华中大通过开设人文讲座、开展社会实践、将文化素质教育纳入课程体系、结合专业教学进行人文教育等方式，充分利用已有的综合化基础和多学科优势，不断探索实践文化素质教育，从而实现将学生培养成能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目标。
华中大的综合化转型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理工大学综合化的一个缩影。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的“院系调整”中，产生了一大批实施专业教育的专门院校，这些单科性或多科性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尽管具备一定的业务基础和技术水平，但专业口径和知识视野十分狭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特别欠缺，很难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正如邓小平所言：“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错综复杂、跌宕起伏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大多数理工科大学在经历了“大学扩招”和“院校合并”的浪潮之后，已经基本转型为以学科门类齐全和规模较大为特征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开展文化素质教育、培育青年的民族精神、促进学生的综合全面发展。实际上，不同学科并存只是理工大学转型为综合性大学的基本要求和初级形态，在此基础上，转型后的理工大学为各个专业的学生提供跨学科的综合性课程，甚至开设跨学科专业；开展跨学科的综合性项目，加强不同学科专家学者之间的合作交流，通过不断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实质融合与交叉渗透，真正发挥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势，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伴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世界进入到知识经济时代，根据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定义，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以研究和创新为特征的新型经济模式；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我国在核心科技领域从“赶超”到“并跑”，进而“领跑”的地位角色转换。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转变，使科学研究水平和知识创新能力成为提升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要素与战略支撑。作为高度整合知识生产、分配和应用的部门，大学已然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和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世界各国也因此而越来越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不断投入资源来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大学，因此，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前哨。
事实上，早在1985年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始利用新获得的办学自主权，结合自身实力、国家需求和国际比较，主动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并将其付诸行动。1985年8月，清华大学在第七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要“把清华大学逐步建设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的奋斗目标。1986年8月27日，时任校长丁石孙在北京大学中层干部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把北京大学办成全世界第一流的大学。”1986年9月12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这篇题为《北大要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的讲话稿，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这是清华、北大最早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尽管在之后的学校发展规划纲要及学校党代会报告中，这个概念一再出现，但一直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北大校庆大会上郑重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至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战略目标上升为国家意志，“985工程”也随即启动实施。
应该说，在“211工程”“985工程”等国家战略的集中投入、重点建设下，我国的一批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实力快速增强，高校知识创新能力得到空前提升。然而，“211工程”“985工程”在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因此，2015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决定整合“211工程”“985工程”，实施“双一流”建设；2016年6月22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的通知》，“211工程”“985工程”正式终止；2017年1月25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同年9月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双一流”建设正式启动。“双一流”建设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为最终目标，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最新政策形态。
任何世界一流大学都带本土文明的底色，脱离本土文明底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只是指标意义上的。事实上，世界一流大学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二是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前者关注在国际可比指标上达到世界一流，后者强调一种本土的大学模式为其他国家、其他文明带来实质性的启示。应该说，在“211工程”“985工程”的重点建设下，清华、北大的办学条件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后得到了显著改善，在办学“硬件”和论文产出“指标”上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显著缩小，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已经基本实现，但离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还有不小的差距。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道路观，是建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由于“211工程”“985工程”在实施过程中长期处在“赶超”与“借鉴”的政策氛围中，文化层面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大学精神等受到忽视，出现了“软件”跟不上“硬件”步伐的问题，因此，在文化意义上建设一批能够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双一流”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
八、分析与讨论：建构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
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百年究竟是欧洲大学模式的凯旋，还是中国本土传统的复兴？这个问题涉及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争论。有人认为，存在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毕竟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有人认为，不存在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模仿多于创新。我们判断究竟有没有一种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就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没有自己的特殊性，能否为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实质性的启示与借鉴。通过问题史的梳理，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确有其独特的逻辑。
1.大学概念的独特性。当前世界主流的大学概念是美国的3A原则，即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中国本土的大学概念与此完全不同。中国本土的大学概念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种大学概念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强调立德树人。大学的目的是明明德，以修身为本，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配天地。二是强调大学的政治目的。大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接受政府的领导和管制。正是这种独特的大学概念塑造了中国独特的高等教育制度。事实上，大学十分倚重本土的文化传统。如果“在大学的文化、组织环境中缺失了‘大学’这一概念，要创建一所大学就会举步维艰；大环境一旦存在建构‘大学’的蓝图或模式，大学的整个创建过程就会轻而易举。”
2.大学合法性的独特性。在西方，现代大学获得合法性的途径有两种，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以政治论为基础。其中，认识论是一种更为根本的合法性逻辑，从历史传统来看，“雅典学派”的精神强调学者能本着一种纯粹的好奇心从事学术探究，可以“为学问而学问”；从当代信念上来看，现代高等教育的本质特点是高深学问，学术性是现代大学的突出特点。中国大学获得合法性的途径只有一个，即政治论是唯一的合法性逻辑，强调大学在满足社会需求中获得合法性。从先秦时代的“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到最近高等教育的“四为方针”，都强调大学必须遵循社会需求逻辑，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3.治理模式的独特性。从高等教育治理来看，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治理模式。根据政府与市场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同，可以将高等教育治理分为两种基本模式：科层模式和市场模式。英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治理是典型的市场模式，即英美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层原则是以各个院校相互竞争为基础。中国高等教育治理则是一种科层模式，即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层原则是政府主导的，大学等级是由政府分配给各院校和高等教育各部门的职能、权利、特权和资源决定的。可见，政府行为在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中扮演了主导性的角色。
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下逐步演化出来的。如果不理解过去百年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和信念，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当代中国大学。中国当代大学至少有三个源流，一是源于中国古典书院，经湖南自修大学、陕北公学传承创新形成的“延安模式”；二是源于欧洲大陆的罗马传统，经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转换创新形成的“苏联模式”；三是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经民国时代诸大学的引进吸收再创新形成的“美国模式”。其中，“延安模式”是真正本土化的模式。历史的变革与稳定是问题史学者主要关心的对象，历史表明，所谓的新事物不过是我们尚未了解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如哈罗德•珀金所言，“过去的希望、抱负和价值观与现代大学概念紧紧结合在一起。甚至过去的缺陷与不满也体现在现代高等教育的结构中”。每个历史时期大学的变革都是过去社会对传统大学表示不满的产物。对现代学校师生关系疏离的不满，促使毛泽东按照传统书院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对民国时代大学游离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满，促使中国人民大学的创立；对苏联模式“科教分离”的不满，促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产生；对单科性大学的不满，促使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科综合化。因此，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对当前大有裨益，这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创办新型高等教育百年的意义所在。
原文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