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百年来的伟大梦想，也是当前国家高等教育战略“双一流”建设的实践诉求。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再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这一命题，并明确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何谓“新路”，与以往的建设路径有何差异？可能会“新”在哪几个方面？是理念之新，制度之新，还是评价之新？这都需要我们系统深入地思考。在笔者看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新路主要体现主体评价标准、自主知识体系、高等教育体系、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四个方面。
1、立足本土：确立一流大学主体性标准
“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是“双一流”建设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组关系，它不仅反映了大学学术乃至高等教育“从本土到世界”的内在逻辑，而且彰显了中国大学扎根本土、自主创建、跻身中心的发展诉求。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然体现中国特色，包括中国本土的历史、制度、文化，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立德树人，传承红色基因，等等。同时，中国特色也可以表征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可以有差异，但在文明互鉴、理论构建、知识来源、思想供给等方面是相通的，都指向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性诉求。当然，中国特色可以成就世界一流大学，在制度层面要充分发挥国家政策的导向作用，通过开展有组织的创新，弥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创新断层，助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基于此，我们有必要确立一流大学的主体性标准，比如人才培养指向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德智体美劳、就业去向和职业发展等考核；科学研究突出重大理论创新性药品和新产品的研发、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的突破等考核。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特殊的实践情境往往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空间，能够激发研究者创新性地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案，增强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对话与交流能力，这也是中国一流大学获得社会声誉的有效方法。
2、融合创新：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人们逐渐意识到这并不单纯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而与社会生产进程中所有环节所持有的理念有关，比如道德、正义、责任、包容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需要一种进步的大学发展观，即面向人类福祉的知识、技术和社会的融合创新，不仅包括政府、社会和大学组成的创新联盟之间的互惠互利，也包括一个需要跨越传统意义上独立的学科，以及跨越空间和组织的多个层次之间建立更多联系的复杂研究链。在基础研究领域，学科交叉融合和交叉学科建设能够冲破现有的学科组织壁垒，有助于研究者在知识边界处发现新的研究领域，进而确立新的研究议题和方向，设置新兴交叉学科，培养具有融通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处在创新驱动的时代，大型企业越来越像大学，并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开始领先于大学。同时，大学也越来越像企业，通过技术孵化、专利成果转化、技术创新支持等方式创办高科技企业。中国大学自然要顺应融合创新的趋势，不仅要深度参与到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企业技术和产品转化过程中，而且在应用型较强的领域着力推进技术商业化，并源源不断地释放它在技术创新领域的能量。当然，融合创新的实施需要制度上的体系化设计，其中较为关键的制度设计就是破除“短平快”的科研项目评价机制，扭转学术论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的单向考核，为研究者提供具有包容性的科研环境。
3、完善体系：助力高水平大学群体崛起
“双一流”建设方案提出，要“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然而，仅凭数量有限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同样有限数量的一流学科，显然难以有力支撑高等教育强国地位和民族复兴目标。无论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还是助推民族的伟大复兴，都需要与高等教育强国地位相称、足以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等教育体系。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否合理，往往决定着这个国家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在质量上要观照人民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获得感和认可度，在结构上要适度均衡、类型多样。事实上，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有一支重要的力量就是地方高水平大学，这些高校或历史悠久、名声在外，或整体实力强劲、服务地方经济突出，抑或在区域范围内学科特色鲜明。因此，我们要通过政策支持的方式扶持这一类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但有别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国家经费配置模式，而是要通过地方政府来大力支持区域范围内若干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第二梯队或层级，地方高水平大学的选择与建设必须要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分类建设、分层管理、多元筹资的方式，助力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进而完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
4、开辟新局：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模式
当前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或者说是遵照经典大学时代的研究型大学模式前进，缺乏壮士断腕的勇气，开展大刀阔斧式的改革。通过创建全新的研究型大学则能有效避免上述问题，也更容易扎根中国大地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于2020年9月11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此次讲话，不仅为研究型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模式变革提供了新方向，而且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作为一种政策话语，新型研究型大学应当直面制约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问题，特别是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科技创新发展道路，基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探索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具体方略，重塑基础研究的新模式以及多元一体的大学形态。扎根中国大地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既是加快解决制约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瓶颈的实践需要，又是新时代研究型大学模式创新的内在期许。但这并非意味着基于实践探索形成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模式仅仅是中国问题。事实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诸如柏林大学的创办因国家和民族之需要，首先成为德国科技崛起、文化振兴、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引擎，而后才成为全球研究型大学的标杆，至今仍然备受推崇。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在创办新型研究型大学，都在致力于描绘更加适合本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未来大学形态，这一切本土化的探索都有可能塑造再次焕发研究型大学光芒的新生模式。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地方高校推进‘四个一流’建设策略研究”（2019Q020）、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面上课题“基于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的研究生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0MSA2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2018届博士毕业生,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