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今世界越来越多变化而又相互依存，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社会科学的发展由内审视正在经历知识生产急剧膨胀与多极化的知识生产空间出现的趋势，以及新兴科技大爆发带来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内在变革；从外审视正在经受全球秩序重构与历史变革的多重挑战。国际学界已经出现新动向，批判与动态审视非均衡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与不平等的国际学术关系，以及寻求从全球变革及其带来的复杂变化中破解根植于历史中的不平等。开放社会科学的界限——打破原有权力结构为社会科学发展带来的禁锢，成为解除知识危机、使社会科学重新焕发生机，并积极回应全球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案。中国社会科学可以为全球社会贡献其文明与知识力量，成为新兴的多极化空间中发展与变革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关键词：社会科学；国际学术关系；知识体系；研究型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这一概念滥觞于18世纪的欧洲。19世纪，思想史演进的一项重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知识的学科化以及科学主义的盛行伴随着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与发展。社会科学率先集中于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等五个地区积累起来并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世界影响。这种影响被裹挟于欧洲征服世界的历史进程，也波及到中国。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及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中西方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历史。虽然兼具社会科学的学术思想与传统，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学科分类与制度在现代大学之中建立，中国乃自19世纪后期从西方或经日本不断引入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与学科制度。20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体系从传统四部之学转变成为了分科之学，包含了若干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科。在“赛先生”与“德先生”掀起思想文化变革之际，陈独秀指出，“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在中国建立起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与影响的社会科学。王国维曾发表不刊之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又如何炳棣回忆蒋廷黻主持的清华历史系(1929-1935)，其特征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蒋廷黻“坚信只有先体会西洋史学分析、综合、观点、理论的种种长处，国史研究和写作才有望能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不乏中外学者评价，若非战事阻断，近代以来中国大学与学者及其社会科学的学术发展会取得更多的国际声誉。
20世纪下半叶，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科学及其体系的重建揭开新篇章。50年代，中国模仿苏联模式对高等教育与科学体系展开大调整，对教育与学术系统的影响至深。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为举国上下的一项核心命题；邓小平言，“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需要赶快补课”。费孝通为社会学的发展开出了迫切“补课”的良方。四十多年来，中国高校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水平和学术影响不断提高；高校的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取得显著进展，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国家力量在高校建设与学科发展中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被提升到重要的国家战略层面。习近平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并提出“要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推出并牵头组织研究项目，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世界秩序变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积极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与走出去，明确指出提升其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着关注社会变革、提供政策方案、贡献于治理能力提升之重任；同时在全球变革中参与全球治理与公共政策制定，发挥中国对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国际化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策略与多元合作的方式，人员、知识、思想等的交互与流通已经加速与拓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然而，在非均衡的国际学术关系与全球知识体系中，多数中国高校的社会科学学科与学者难以改变在国际学界沉暗无闻的困境。这种有着历史根源的困境不仅考验着中国学者，诸多非西方国家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印度等国家社会科学学者同样经受挣扎。而造成这种困境的国际知识与权力结构更是使得全球社会科学发展面临着挑战。在此背景中，本研究涉及的问题域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如何在根植于历史中的非均衡的国际学术关系与知识体系中建立起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与影响力的社会科学，这是中国高校及学者自19世纪末叶从西方引进社会科学就无可回避的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在多数时候成为陷阱、困境与掣肘；而当前在全球秩序重构与中国再兴这一历史进程中对该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如何回应“大时代”的知识挑战？朱云汉解释，大时代是指“这样一个人类社会结构与秩序剧烈变动的时代，是我们熟悉的历史座标迅速消逝、全球秩序面临全面重组的关键时刻，我们正处于百年不遇的多重历史趋势同时出现转折的关头”。变动中的国际格局与社会变革的中国，为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了巨大的学术空间与思想空间。面临着战略责任与机遇，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追求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的过程中，无可回避不平等的国际学术关系与知识系统带来的挑战，更需要学者与国家学术系统的自觉与智慧去加以应对并创造新的国际知识图景与学术格局。研究型大学是全球知识界的中枢机构，承载着知识体系再造的主要功能。本研究直面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在学术史梳理与国内外研究动态评述的基础上，在全球变革与不平等的国际学术关系、中国社会发展与转型、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中，探索当前中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社会科学发展及为世界社会科学知识多极化空间的可能性贡献。
二、单极化的知识体系与非均衡的国际学术关系
社会科学知识与思想的传统毋庸置疑是多元的，然而伴随着西方文明的崛起与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西方知识势不可挡地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且在国际学术版图与知识系统中形成并占据着绝对的中心与主导地位。凯姆(Keim)解释，社会科学学科起源于欧洲，产生于启蒙运动及随后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出现的历史洪流之中，处于变革时代并全神贯注于现代世界的诞生与发展。然而，社会科学却被认为是西方或者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和现代大学制度从欧洲以优越感的文明姿态传播于世界。由于与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进程并行，国际化进程中出现了历史性的不平等，许多国家不得不在社会科学发展中应对西方中心主义。库恩(Kuhn)与魏德曼(Weidemann)评价长期以来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化即为“欧洲化”。二战后，美国成为社会科学“超级大国”。美国相对于欧洲同行在战后拥有压倒性的经济优势并形成了世界人才高地。它的联邦机构(国防部以及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等)分配了大量资金来支持社会科学的发展，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出版物、大学部门和研究中心在财政和政策支持下得以扩展。社会科学学者在军事、经济、政治和外交领域密切参与国家事务和行动导向战略，他们的研究作品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成为阐明美国价值观的重要资源，帮助美国建立国际秩序，展示了美国如何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由于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高调存在，社会科学家及其作品也受到国际上的极大关注。此后，美国在世界社会科学领域一直处于稳定的中心地位，发挥着强势的全球影响。
由于这一独特的历史轨迹，社会科学和现代大学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欧洲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的要素。大学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与传播以及制度化的重要机构，社会科学以学科形式逐步在全球大学组织中发展。国际高等教育学者阿什比(Ashby)有言，“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然而他指明这种遗传基因发端于中世纪西欧大学(Medieval Universities)、后经由德国所缔造演化为现代大学制度与研究型大学，更直言大学是传承西方文明的机制。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其模式的输出经历了四大浪潮：15世纪，大学在欧洲遍地开花；16至17世纪，由欧洲传至美洲新大陆；19世纪大学由基督教向非基督教世界传播；第四大浪潮发生于20世纪后半叶，当前仍在持续之中，其特征是美国模式即全球研究型大学(Global Research Universities)的世界性影响。自第三大浪潮以来，西方大学模式与社会科学知识不断渗透到东亚。战后时代，社会科学呈指数级扩展并在世界各地的大学中蓬勃发展，产生了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然而，不同地区呈现出巨大差距，非洲南部、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前殖民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欧与北美，即使是很少或没有被殖民经历的国家也遭受了西方霸权的影响。引进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制度模式，但自己的传统知识并没有与引进的知识和价值观和谐地共存。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存在矛盾和冲突，世界社会科学体系不断扩展但不平衡。虽然自20世纪中叶，知识生产呈现急剧膨胀的趋势特征，新兴科技大爆发更是在创造各种不确定性，然而社会科学领域中仍然有明显的知识体系与脉络可寻，这种体系被视为单极化或者以西方中心的。
国际学术界对社会科学中知识支离破碎、西方中心主义、对绝大多数非西方社会知识与文化的排斥，以及不平等的国际学术关系之批判由来已久。1950年，被知识社会史学者伯克(Burke)称为标志性时刻。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任职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学院期间将带有鄙夷意涵的“未开化民族的宗教科学研究”更名为“无文字记录民族的比较宗教学研究”。与此同时，亚洲学者开始连续性的赢得诺贝尔奖；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等领域，欧美之外的声音开始引起国际学界的注意。60年代前，出现了三股批判传统历史社会分析的势力，这种传统势力被视为精英的、西方的、男性的，而这些新势力为下层与边缘的、非西方的、女性主义的支持者。西方文明崛起的“辉煌叙事”所赋予的特定地域与社会阶层的特权遭受到更加尖锐的批评。70年代，华勒斯坦(Wallerstein)在拉丁美洲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贡献了系统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他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并且对西方社会科学传统分类的有效性发出诘问。以华勒斯坦为代表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关注到社会科学发展的限制性与危机，并发表著名的《开放社会科学》报告：指斥宣称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却一直处于偏狭状态，归因于19世纪于欧洲与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呼吁“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解释的同时并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通过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才有可能把握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于其间的丰富的社会现实”。华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中指出，19世纪的社会科学理论曾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良药，而现在却成为了进行社会分析的理性障碍。
世界体系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同国家学者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心边缘、学术霸权、学术殖民、依附理论等激烈地批判在后殖民时期仍然存在的学术殖民现象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困境及其知识危机。代表性的学者阿拉塔斯(Alatas)阐述了社会科学中的学术权力结构，利用中心-边缘关系划分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学术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美英法为当代社会科学等级结构中的强国；处于第二个等级的国家依赖于中心，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他国家；最低层次是处于边缘的群体，各方面依赖于其他学术力量。他提出了衡量学术地位与影响力的四个标准：以不同形式产生更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包含的思想和知识具有全球影响力；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科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认可与声望。二十年前，阿拉塔斯评价中国社会科学处于世界边缘学术地位。许多学者认为，西方国家主导着全球学术体系和知识生产空间，非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思想和知识已被边缘化。80年代以来，自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以及信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知识爆炸性增长与流动，迎来知识史的新阶段。社会科学学者的自觉与对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不平等的国际学术关系的批判与日俱增，同时也致力于寻求走出全球社会科学知识危机与重塑知识体系。
三、国际知识界与国际组织研究动态
当今世界越来越多变化而又相互依存，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社会科学的发展速度却与其不相称。面对复杂变化与充满挑战的社会问题，包括经济危机、贸易摩擦、公共卫生和环境污染等，社会科学在增强理解，促进人类福利与社会发展，协调应对挑战问题的能力显得极为匮乏。由此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看法不断遭到新的挑战。当前，世界社会科学的发展由内审视正在经历知识生产急剧膨胀与多极化的知识生产空间出现的趋势，以及新兴科技大爆发带来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内在变革；从外审视正在经受全球秩序重构与历史变革的多重挑战。这种内外部变革环境为华勒斯坦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开放与重建提供了助推动力。
对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与国际学术关系的研究以理论与批判性研究为主。学者们批判西方国家控制着全球学术体系与知识生产空间、掌控着国际影响力；这种西方霸权不仅在殖民时期如此，而且在后殖民以及全球化时代仍在继续。非西方国家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学术依赖、知识帝国主义、学术霸权主义、边缘化、话语权缺失、国际影响力匮乏等一系列问题。库恩(Kuhn)与魏德曼(Weidemann)观察到，国际话语权与知识体系由少数西方大国主导，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已经被极度边缘化，各国在知识生产能力与流动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与不平等，而全球化仍然在增加这种不平等与差异。安乐哲(Ames)指出西方哲学界一直无视中国哲学，将中国智慧与知识体系简单处理为“西方主调的一个低级变调”，并在普世主义(Universalism)的自我文化中心的陈词滥调中将这种无视解释为一种简化主义(Reductionism)。具体到高等教育领域，阿特巴赫(Altbach)指出像中国与印度这样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其知识与文化在全球学术系统中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丰富人类知识的潜力。
除了发人省醒的理论研究外，实证研究进一步印证了全球社会科学领域单极化的知识体系与不平衡的国际学术关系。涉及的分析维度包括：学术研究成果，知识生产与积累，知识流动，合作模式和引用模式等。例如，金格拉斯(Gingras)与纳坦森(Natanson)专注于社会科学出版物的全球分布，研究发现国际社会科学成果主要由四个国家(即美国、英国、荷兰和德国)出版，尤其是北美从1988年到2007年出版了半数的国际社会科学期刊。全球化时代为社会科学知识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更有效的渠道，许多学者关注全球化究竟是削弱还是加强了社会科学不平衡的结构。事实上，无论使用何种指标，从知识的全球生产、国际流动和知识传播，到国际交流与合作，社会科学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国际化。然而，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不对称的全球知识体系和不平衡的国际化仍在继续甚至加强，这一共识日益加深。实证研究显示：社会科学发展受制于不平衡的结构，北美和欧洲占据无可争议的中心地位，主导着全球社会科学发展；亚洲哲学社会科学迅速发展；虽然全球国际合作与学术成果不断增加，但是尚未真正促进知识均衡流动与多极化发展。
事实上，全球社会科学体系与知识生产空间仍然由少数西方国家主导，这是其他国家发展其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时不可回避的问题。福柯(Foucault)、萨义德(Said)和华勒斯坦都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揭橥知识形成与发展的特质，即必然受到权力运行的深刻影响。而上述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与国际学术关系问题既涉及到学科之中的内在权力关系，也涉及到有关国际关系与政治的对外权力方面。这些问题超越了学界的个体关注，获得了国际组织与学术共同体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UNESCO & ISSC)联合发布《世界社会科学报告》(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指出社会科学应帮助开拓人类知识前沿，塑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然而，知识分化和全球不平等的国际学术结构使其应对全球变化和挑战的能力极为有限，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解释社会行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被认为是极其单一和支离破碎。上述国际组织与协会提出，警示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责任与危机，呼吁不同国家和学科领域的学者展开合作，以共同应对面对的挑战；全球化与国际局势变化正在激发建构一个多极化的空间，呼吁打破欧美中心、单一学术话语和学术霸权的局面，将更多本土知识与文化、不同声音与话语纳入全球社会科学，呼吁不同国界与学科领域的学者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
再观学术界，在全球变革之中对于是否能够打破非均衡的知识体系与不平等的国际学术关系，学者们持有不同看法，毕竟无论从何种角度分析原有的权力结构都依然强大。但是，任何结构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一些新兴的迹象正在出现。阿帕杜莱(Appadurai)将全球化视为一个通过全球媒体和想象工作创造文化多样性和异质性的新空间。阿特巴赫(Altbach)认为全球学术结构更加复杂。杨锐认为学术权力分配越来越不稳定。奈特(Knight)认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为学科发展提出新需求。库恩(Kuhn)和屋泽(Yazawa)提出全球化为探索新范式和方法提供了机会，同时挑战西方霸权。邓正来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刻，为中国社会科学进入世界结构参与“话语建构”提供机会与新的要求。对中国社会有着长期观察的法国学者鲁洛-白尔杰(Roulleau-Berger)指出：知识流动和全球化正在创造新的中心和边缘，新兴的多极化知识生产与学术竞争的空间悄然出现；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中心正向亚洲转移，在西方霸权之后，全球知识分子进入一个新阶段；亚洲(东亚)高等教育与知识生产迅速发展，在亚洲学术版图中，中国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待为全球社会作出贡献，成为这种新兴的多极化空间中发展与变革全球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国际学术界已经出现新动向，批判与动态审视非均衡的知识体系，以及寻求从全球变革及其带来的复杂变化中破解根植于历史中的不平等的国际学术关系。开放社会科学的学科界限与国家界限，打破原有权力结构为社会科学知识发展带来的禁锢，成为解除知识危机、使社会科学重新焕发生机，并积极回应全球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案。此外，亚洲地区高等教育与学科发展正吸引国际关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被认为可以为全球社会贡献其文化与知识，成为这种新兴的多极化空间中发展与变革世界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一部分。中国高校及其学者已经在为贡献全球知识体系与提升国际影响力付诸实践，然而当前缺乏系统与实证研究，也缺乏在此领域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共识。
四、国内知识界的自觉与知识体系的塑造
蔡元培在《文明之消化》中写道“自元以来，与欧洲文明相接触，逾六百年矣，而未尝大有所吸收，如球茎之植物，冬蛰之动物，恃素所贮蓄者以自赡”中国有一套延续了数千年的知识传统与教育制度，它们与政治制度、人才选拔与流动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运转自如；直到清末被船舰利炮打开国门依然坚信传统、道统、制度、思想方面的优越性，只是在技术层面不足，因此有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9世纪下半叶以来，是西方知识包括社会科学知识渗透到中国的关键时期。严复在《论世变之亟》写道，“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中西相逢，迫使知识界重新思考与定位中国的知识体系与教育系统，并且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不断建构中国近现代知识体系与现代大学制度。在长期的中西方知识与文化张力与特殊的国情之中，西方知识逐渐制度化于中国高校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虽然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与本土知识仍然存以不可磨灭的影响，却不时被弱化甚至被驱逐于制度化的学科与学术知识体系。纵观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发展过程，虽重视中西知识的融合，仍不乏对西方理论体系的盲目崇拜与简单移植的现象存在，实则是对中西方知识与文化都缺乏认识而抑制了学术自觉与扎根于本土的创新能力。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的社会科学所独自经历，而对其发展忧患或者问题的批判则是各国学术自觉的标志。学术独立性与自主性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与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塑造不可避免的面临对古今中外的知识与价值的判断与融合。然而，许美德(Hayhoe)评价，中国的社会科学在近现代时期一直是支离破碎的状态。
聚焦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知识界融入到世界结构之中，代表性学者邓正来指出，中国社会科学的恢复发展与国际互动大致经历了三阶段：1978年以来大规模地将西方知识“引进”过来；20世纪90年代开始“复制”西方知识，用西方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解释中国问题；90年代中后期，试图通过学习国际学术规范与体系，全方位与“国际接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从国际化进程中受益，然而面临着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的问题和挑战，即过度依赖和模仿西方社会科学。西方现代化经验以及隐于其间的社会科学知识被吸纳到现代学术与教育体系，甚至是不加以批判地被奉为圭皋。事实上，西方经验与理论并非灵丹妙药，甚至在面对西方社会现实问题和复杂变化时失灵。学界不断意识到对社会科学的学术主体性问题之反思的紧迫性，不乏学者坚定地倡导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近几十年来关于本土化的讨论也很激烈。德里克(Dirlik)观察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中国化始终是一项重要追求。但是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层面，这都是个体学术工作中非常困难的一部分。事实上，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仍然没有足够的知识来理解中国与全球体系之间的学术关系，缺乏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或深入对话的能力。此外，不足为奇的是，许多学者和学生在中国语境中不加批判甚至错误地使用西方社会科学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全球学术界的原创性和基础性贡献以及国际影响力匮乏。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社会科学被期待在知识创新与学术发展以及在为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以及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层面做出贡献。国内学术界对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与知识体系建构的讨论日益热烈。多数学者集中于专门学科范畴内的学科与学术发展反思、开展理论层面探讨，研究重点经历了从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思辨到推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与扩大国际影响力与话语权的迫切需求。社会学领域郑杭生提出“掌握学术话语权,并在理论自觉基础上达致学术话语权的制高点,这是中国社会学从世界学术格局边陲走向中心的一条必由之路”。洪大用提出超越西方化与本土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学需要坚定发展方向、回应实践需要、调整发展战略，同时注重话语体系建设，扩大学科影响力”。多学科交叉融合在社会科学知识创新方面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日益获得重视，邓正来早在上世纪末提出学科化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步伐，主张建立“根据中国”的学术判准，以“问题导向”开展破除学科藩篱的综合性研究。他将“走出去”战略视为百年来难得一遇的知识转型，提出“要从西方思想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参与全球话语权的争夺”。明确指出至少需要从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对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秩序性质、走向的重构与理解三方面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走出去与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无论是从学科层面或者学科交叉融合层面分析，当前对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已然非常迫切。
五、国内研究型大学的社会科学发展
研究型大学是全球知识界的中枢机构，承载着知识体系传承与再造及育人的多重职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规模、质量和影响方面都发生了指数级变化。尤其是国内研究型大学在历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工程支持中，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展现了高度的效能，实现与国际接轨，强化了精英大学的竞争力。在全球化进程中深刻认识到，研究型大学要取得世界级地位必须拥有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纵观现实，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教育科技水平的提升，研究型大学与知识界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不断提升。然而，研究型大学的“硬学科”与“软学科”在国际学术影响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上世纪末，许美德(Hayhoe)观察到，中国高校的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经历了相当大的发展，而社会科学的影响在国际知识界却鲜为人知。当前虽然诸学科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硬学科”与“软学科”之间在国际层次的差距不仅继续存在，而且仍在扩大。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与国际影响，一方面并未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巨大发展与转型相匹配，另一方面客观上面临着语言与文化差异以及根植于历史中的不平等的国际学术结构，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走向世界并提升国际地位方面存在特殊性与劣势。整体上被马金森(Marginson)评价为接受外部的影响很大，而输出影响仍然有限。
中国研究型大学及其学者已经在为贡献全球知识体系与提升国际影响力付诸实践。精英大学将发展目光定位于全球学术领导者，在推进全面改革过程中将国际化纳入战略重点，重塑学科发展与知识生产的机制与标准。研究型大学的改革始终与国家政策保持紧密互动，采用至下而上与至上而下的的联动机制，并寻求丰富的财政与政策支持。教育部从新世纪初开始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将提高“研究质量”作为紧迫任务；与此同时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增强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2011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2015年，“双一流”建设实施以来，助推学科建设与评价采取兼容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的双重举措，力图实现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提升。“双一流”建设高校通过鼓励全球学术交流与合作、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建设一批优秀外文学术期刊、资助学术出版国际化等多种形式努力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影响力。在此进程中，探索建立世界先进水平与影响力的中国社会科学成为学界的热议与追求。尤其是在处理中西学术关系态度与问题上，学界的反思性、自主性与自信心正在与日俱增。
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的建设与国际影响力直接关系到对中国大学模式与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以及对中国软实力的诠释。“走向世界”与国际化战略的实施正在从制度、知识与文化多方面重塑高校社会科学的发展，并且对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职业带来重要影响。直观表现在研究型大学热衷于在全球市场招聘更多优秀的学者、拥有更丰富的国际出版指数、将国际评价纳入招聘与晋升评价机制、对国际学术活动与合作的助推、吸纳国际学术准则与标准对教学与科研的多方位影响等。富有使命感的社会科学学者强调“全球意义”(Global Significance)和“社会承诺”(Social Commitment)在学术生涯和学科发展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倡把握对国内重大战略问题与国际学术前沿的高质量研究，专注于研究中国的社会转型和问题，并积极追求理论创新与国际知识界互动。他们正在为从地方到国家和全球的各个层面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做出贡献。然而，学者们在努力平衡全球和国家/地方需求、构建他们的学科和国际影响力时遇到了结构与制度困境。其一，全球学术标准与话语体系掌握于少数国家，中国学者在不对称的国际学术结构中处于劣势地位，参与规则制定与话语建构的过程面临艰难曲折。其二，在高校的全球排名竞争与绩效管理体系下，社会科学学者也被迫参与国际竞赛和投入高学术生产力，颠覆了追求学术卓越的意涵以及实现学术抱负和社会承诺的使命。
六、讨论与结论
华勒斯坦曾指出，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世界社会科学是繁荣发展且多产而自信的，被认为是前途光明的。20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社会科学依然是多产的，但却被认为是不自信而充满了混乱的争议。这种混乱与交锋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在当前的全球秩序变革与不确定性之中更加凸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型、高等教育与学术体系的发展、以及向世界体系的融入与国际化战略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中国的转型被评价为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发达国家在数百年里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时代，但中国几乎在同时间经历这些阶段。而且，一直在摸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无与伦比的机遇和冲突。在空前转型和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着理解和解读社会，分析复杂变化的社会环境的机遇和挑战，为应对这些社会问题提供智识方案。同时在面对世界体系与全球秩序时，邓正来反复强调“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中国自己的、根据中国立场的理想图景”。
我们今天讨论在全球变革背景的中国社会科学与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国际贡献问题时，仍然面临着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所主导的国际学术秩序与知识体系。在探索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世界学术中心的转移、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等问题时迫切需要在历史规律与全球体系中获得启示。美国高等教育与学术体系面临重大转型与发展时期，代表性人物弗莱克斯纳(Flexner)有言“大学不是独立的事物，不是老古董，不会将各种新事物拒之门外；相反，它是时代的表现，是对现在和未来都产生影响的一种力量”。那些在所处时代面临或发生重大变革之际首创改革与先锋引领的大学，不仅为自身与民族国家带来面向未来的力量，也使得大学组织经久不衰、全球扩展并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轴心组织。我们需要谨慎对待不平等的国际学术关系与不均衡的国际知识体系对学术发展的影响；然而更需要有改革的自觉与魄力。国内研究型大学一直将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的投入与发展视为重点，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更需要承担起社会与文明的使命，需要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给予支持。
研究型大学的社会科学精英必须引领学术前沿与知识革新，被期望去推动学术的发展与突破而不是维持亦步亦趋与稳定不变的状态。社会学者沈原提出发人深省的批判“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社会科学学者需要警惕陷入无意识与缺乏意义的全球学术产业之中的劳作，以及市场化中学术资本主义的侵蚀，聚焦于提高学术影响力而非单纯追求学术生产力，崇尚自由探究、知识创造与学科发展的活动。高校与宏观环境需要给予社会科学学者更多制度支持与学术环境，改革唯量化的绩效评价方式，重视高校社会科学发展新使命。值得注意的是，创造一个健康的制度、知识和文化环境比短期的学术生产力更重要。顶级学者将他们的学术工作视为一种使命，而不是一项工作或任务。
审视在不对称而又日益多极化的全球学术世界，变动中的国际格局与崛起的中国，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巨大的学术空间。将中国社会科学推向世界，学者仍需把握“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开放社会科学、重塑知识体系是解决社会科学发展障碍的内在需求，也是对复杂现实与变革的回应；这既体现在打破学科的界限，也体现在超越国界藩篱，在全球社会科学学术系统中创造一个更新的和充满活力与多极化的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UNESCO & ISSC)等国际组织与协会呼吁发现和整合不同传统和文明中的知识与经验以丰富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让非西方社会的知识与文化平等融入。新的社会科学中心的出现会丰富全球知识，挑战陈旧僵化的中心-边缘模式，打造多极化的学术世界。在此背景下，基于截然不同的文化和传统，不同形式的社会科学思想和知识之间可能会出现扩大、深化和加速的碰撞和互动，对振兴和重塑社会科学具有重要价值。对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给予足够的关切和耐心，给予社会科学学者时间和空间，让他们能够为全球学术作出贡献、承担社会责任、促进与国际社会的文明对话。（谢梦，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社会科学的学术史与影响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本文刊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年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