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纪念《科学：无尽的前沿》发表75周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报告，对美国科研发展进行反思与展望。报告分析了美国科研发展面临的挑战：全球科研竞争日趋激烈，美国科研对其他国家的优势缩小；公共投资不足影响美国关键科技领域创新。为提升美国全球科研竞争力，报告倡议在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科学与技术部门，投资关键技术领域，开展战略性研究，同时拓展大学伙伴关系，推进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完善科研生态系统，体现了美国科教政策变革的有组织科研取向。我国应借鉴美国经验，构建新型国家科研体制，加强科研资助，发挥政府在科研创新共同体中的统筹协调作用，鼓励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开展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
关键词：科教政策；有组织科研；基础研究；科研体制；研究型大学
一、问题提出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当前社会进入了科技的密集发展期。科学技术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国家力量对比，逐渐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世界主要国家有意识地将科教政策进行优化并结合国家战略固定下来。科学研究是科学发现与进步的前提基础和重要方式。有学者借鉴爱思唯尔、科睿唯安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科研发表数据库，描述了当前全球科研的主要趋势：科研支出和发表总量快速增长；研究活跃国家数量上升；国际合作论文数量和比例的增长；研究领先国家的多元化。通过增加科研投入，扩大科研队伍，推动科研创新，已成为新时期各国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路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中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然而，当前我国科教分离体制不能很好地协调有组织科研与为未来科学家提供高级训练之间的关系，阻碍了科技创新的步伐，导致我国缺少真正的国际领先成果和顶尖人才，在关键技术领域存在“卡脖子”的风险。面对上述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其科教政策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科技战略走向。2020年，为纪念万尼瓦尔·布什的《科学：无尽的前沿》发表75周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了《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The Endless Frontier: The Next 75 Years in Science)报告，对新形势下美国科学创新与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总结与展望。报告强调，要加强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融合科学边界，树立战略性关键技术领域的目标导向，从而保持美国的全球科研领导力。这与我国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的科研战略目标不谋而合。本研究旨在基于对《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报告的分析，探讨美国科教政策变革的最新趋势，以期为我国科研创新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美国科教政策变革的动因分析
1945年，美国发布了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研政策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提出，繁荣的经济和强大的国防需要源源不断的新科学思想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政府应大幅增加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以满足政府和产业对新科学知识的需求。报告为美国科研发展指出了方向，为美国科研繁荣和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科技发展格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发布的75年里，科学及其所服务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研究规模更大，更具国际性与跨学科性，更加依赖大型设施，并与私营企业、工业、军事部门和慈善机构等社会部门联系更加紧密。与此同时，新的和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不断凸显，如流行病、慢性病、社会不平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社会两极分化和大规模移民等。因此，美国科学界开始思考《科学：无尽的前沿》倡导的科研政策是否能够满足当前社会变革需要，是否能够应对当前科学发展的挑战。
(一)全球科研竞争态势日趋激烈
1. 科研投入面临国际竞争与挑战
增加研发投入，促进科研成果产出和创新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科技战略的共识。国家创新能力不仅要由能够开展技术先进活动的劳动力的发展来推动，还要由其对研发的资金投入来推动。在科研投入方面，美国科研投入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来自其他世界主要国家的挑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FS)对全球科研绩效进行统计发现，全球研发投入由2000年的726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2.4万亿美元，研发投入增加两倍。其中，2019年美国科研投入6560亿美元，中国为5260亿美元，两国的科研投入约占全球研发总投入的50%。通过对比2000年-2019年世界主要国家研发支出总额的变化(见图1)发现，近20年间，法国、德国、英国、日本、韩国、印度的研发支出保持缓慢增长趋势，而中国研发支出持续快速增长，并逐渐追赶美国。这是因为在大科学时代，研发投入巨大，需要雄厚的国力支撑，除中美之外，大部分国家开始选择“躺平”。
此外，美国科研支出的全球贡献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挑战。美国在全球研发中的份额从2010年的29%下降到2019年的27%(见图2)，而中国的份额从15%增长到22%。中国研发支出的年均增长率为10.6%，超越年均增长率5.4%的美国。
2. 全球科研产出占比式微
研发投资使科学发现成为可能，从而生产新的知识和技术，进而提高整体的科学与技术能力。因此，研发产出是衡量国家科研成效的重要指标。
首先，在同行评审刊物中发表研究成果是传播新知识和技术的主要机制，能够促进发明和创新，从而扩大科研产出。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印度在内的6个国家产出了全球科学与工程领域同行评审出版物的50%以上成果。其中，中国占比23%，美国占比16%，印度占比5%，德国和英国各占比4%。从2000年至2020年，美国、德国和英国等高收入国家的出版物产出增长低于中国、俄罗斯和巴西等“金砖”国家。具体而言，20年间，“金砖”等新兴国家的同行评审出版物产出以11%的年平均速度增长，而高收入国家的产出以3%的年平均速度增长。从研究内容的分布来看，美国、欧盟、英国和日本期刊文章在健康科学领域占比最大，中国在工程领域占比最大，印度在计算机和信息科学领域占比最大。
其次，专利发明与创造能够为社会和经济带来直接利益，也是衡量国家科研成效的重要标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发现，专利发明从美国等高收入国家逐渐转移到中等收入国家。从2010年至2020年，授予高收入国家发明者的国际专利比例由78%降至48%。其中(见图3)，美国在国际专利中的份额从15%降到10%，日本的份额从35%降到15%，欧盟国家的份额由12%降到8%。相比之下，中国在国际专利中的份额从2010年的16%增加到2020年的49%。
最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即全球研发强度高的行业，其产出是科研由知识、技术转化为市场和经济效益的重要来源。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可以分为服务业和制造业。美国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包括信息技术服务、科学研发服务和软件出版等)的科研产出占据全球服务行业产出份额的37%，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和经济体。而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行业(包括飞机、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药品、运输设备、电气机械设备、科学仪器等)，中国科研产出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1%，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国。
(二)研究目标导向变化呼唤科教体系革新
《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明确了政府在推动基础研究发展上的责任，强调政府应加强投入，支持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在其推动下，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在研究规模和多样性方面得到大幅扩张，国家实验室开展了广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促进了美国在基础核物理、先进能源系统、计算机、医疗设备制造等领域的发展。而在过去的75年里，布什提出的支持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的体系发生了变化。新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科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以及工程学、重大科研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数据革命和人类前沿的探索、世界面临着的新的社会问题等，需要对布什提倡的基础研究的理念进行革新。科教政策除了继续资助和促进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外，还应扩展边界，为新发现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服务、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支持。
随着世界各国对科学研发投入的重视，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先地位受到威胁。例如，美国在新一代电子信息革命中，以及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领域面临被其他国家赶超的风险。为此，美国需要树立战略性关键科技领域的目标导向，在关键研究领域进行集中而持续的投资，维持其全球科研领导力。
(三)公共投资不足影响美国关键科技领域创新
未来行业发展、国家安全维护和气候变化等社会现实问题需要在关键研究领域进行集中和持续的投资，而政府是支持有组织科研的最佳责任主体。美国科研资助的主要来源为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高等教育机构，商业部门以及慈善机构。多元的科研资金渠道在促进美国科研发展的同时，也使美国关键科技领域的有组织科研面临着严峻挑战。
一方面，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统计(见图4)，近20年间，私营企业组成的商业部门一直是美国科学研究的主要资金来源和驱动力，为大部分应用研究和实验开发提供资金且研发支出持续增加；联邦政府是美国第二大研发资金来源，支持所有部门实施研发，特别是为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基础研究提供资助；高等教育机构和慈善机构作为投资主体的科研资助支出则较少。由于关键科技领域的科学研究需要大规模的、持续的资金投入，而私营企业资助的科研多为应用研究和科学实验室，追求短期快速的经济效益。因此，当前美国以私营企业资金投入作为科学研究主要支持的科研资助模式，可能无法满足关键科技领域的竞争需要。
另一方面，具体到联邦政府研发资助支出(见图5)，尽管联邦政府对各部门的研发资助由2010年至2019年大体呈现增加态势，但联邦政府在各部门的研发资助所占份额却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联邦政府在高等教育机构的研发资助份额由2010年的60%下降到2019年的50%。关键科技领域的科研发现与创新离不开基础研究，高等教育机构是基础研究的主体。由于高等教育机构的科学研究严重依赖联邦政府的支持，联邦资助比例的下降对高等教育机构实验室的开发、科研人才的培育和研究生教育均具有潜在的负面影响。
三、有组织科研:美国科教政策变革的新方向
(一)美国科教政策变革的愿景与目标
1. 优化研发体系，重视关键科技领域科研
自《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发布以来，美国逐渐确立了以政府、科研机构、大学、私营企业和慈善机构等为主体的科研创新共同体。联邦政府在科研特别是基础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基础研究依赖政府资金投入。关键科技领域科研和应用研究的投入则由私营企业主导。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科技的崛起，美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如果不增加对研究、教育、技术转让等的投资，加强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优势，美国被全球竞争对手超越只是时间问题，“只有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通信和先进制造等关键技术方面获胜的国家才将成为未来的超级大国”。联邦政府必须通过促进专注于发现、创造、商业化和生产新技术的关键科技领域的投资来促进美国科研创新，以确保美国在未来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因此，联邦政府需改变由私营企业主导关键科技领域科研的局面，加强对核心科技领域的资金支持，优化研发系统，恢复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2. 增加科研资助，支持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
二战后美国增加资金投入、大力发展基础研究的做法，使世界其他国家逐渐认识到通过科学研究促进科技创新的优势以及科学研究的高社会回报率，于是纷纷采取与美国相似的策略，由政府资助支持基础研究。政府科研经费支出的国际比较成为衡量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参照。然而随着世界各国科研经费“竞赛”的展开，美国在全球研发支出中的份额从2010年占比29%下降到2019年占比27%。在此期间，中国在全球研发支出中的份额从15%上升到22%。中国、印度等国家与美国之间在科研投入上的差距逐渐缩小。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仅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尽管当前科研发展面临的问题与75年前存在差异且变得更为复杂，但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仍然十分重要，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仍然推动着科学领域的前沿发展。为此，美国科学院在《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报告中提出，国家科学基金会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以发展关键核心技术为目标，加大对基础研究特别是特定领域的基础研究的资助，促进科研进步与技术创新，以应对当前世界科研发展的挑战。
3. 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培养未来的科学家和学者
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认为由公共研究资金资助的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知识生产和基础研究的重要场所，并将其作为推动美国科技创新的主要驱动力。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为工业社会时期的美国国家进步提供了广泛的知识基础和受过高级训练的科研后备军。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强调个人层面的科研自主权，鼓励个体科学家开展自由探索的研究。而75年后，科学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研究型大学内部越来越具有跨学科性质，研究工作通常在团队、研究中心和研究所中进行，这为高校从事面向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提供了便利。因此，《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报告强调，面对新的发展形势，美国需要依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培养高科技人才以掌握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所需的技能。而为了保持科技的全球领导力，美国必须发展成为STEM人才强国，通过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STEM教育，满足高科技人才需求。具体包括：推进STEM教育在研究生院的普及，学院和大学需要培养熟练掌握科学、数学、技术、工程及交叉科学知识的学生，从而为技术创新培养高质量人才：增加关键科技领域研究生的奖学金、科研基金以及博士后科研资助等方面的投资，在积极培养本土人才的同时，继续吸引和留住国外顶尖人才。
(二)美国科教政策变革的主要内容
1. 成立专门机构，完善有组织科研建制
美国一直是科技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然而近30年来，美国研发经费占GDP比重从全球第1位降为全球第9位，中国研发经费GDP占比则由全球第8位上升为全球第2位，美国的全球科技地位面临严峻挑战。联邦政府认识到，必须通过促进基础研究投资来促进美国的创新，以确保美国在未来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为此，《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报告提出将国家科学基金会重新命名为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会，并在基金会内部设立技术与创新部门。技术与创新部门的工作重点为：支持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加强美国在关键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加强关键技术领域的教育以及人才培养；加速将重点领域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有助于实现国家目标的技术和产品，以帮助实现与经济竞争力、制造业、国家安全、能源和环境、卫生、教育等相关的国家目标。该提议被列入《无尽的前沿法案》提案，其修订版最终被纳入《美国创新和竞争法》，并在美国两党支持下于2021年6月初在参议院通过。在资金投入方面，报告建议拨款527亿美元用于国内半导体制造和研发，15亿美元用于高级通信研发，向能源部和国防高级研究项目部门分别拨款170亿美元和175亿美元，以全面支持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创新。
通过改革国家科学基金会，增加技术与创新部门，拓展机构职能，加大关键技术领域研究投入等，美国科教政策改革的重点体现了有组织科研的理念。它超越了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提出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生产经营”的科研线性模式，将专注于纯粹的基于好奇心的基础研究与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相结合，通过设置国家科研机构，以提升国家整体科研实力为目标，开展面向关键技术领域的科研攻关。
2. 投资关键技术领域，开展战略性研究
长期以来，在布什“基础研究是整个研究和创新过程的推动力量”的理念影响下，美国联邦政府致力于加强对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并将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基础研究的中心给予科研支持。而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科学界重新思考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的重要意义，提出联邦政府需要发挥科研引导作用，在关键研究领域进行集中和持续的投资，专注于支持高风险关键技术的研发。
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出要制定和实施新的科研战略，推进关键技术重点领域的创新，并限定了10个关键技术重点领域展开战略性科研攻关，分别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高性能计算、半导体和高级计算机硬件，量子计算和信息系统，机器人、自动化和先进制造，自然或人为灾害预防，先进的通信技术，生物技术、基因组学和合成生物学，网络安全、数据存储和数据管理技术，先进能源，以及材料科学、工程和勘探。关键技术领域的研究需要长期、持续的科研投入，为此，报告建议联邦政府在5年内投资1000亿美元，支持上述10个关键领域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以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重振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司托克斯根据科学研究是否具有基本认识属性和实际应用属性，将基础研究分为纯粹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报告聚焦关键领域的战略性科学研究活动，强调政府在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的同时，还应集中力量对一些关键领域实施“有组织”的应用引发的基础研究，是对布什所提出的基础科学研究概念的进一步深化。
3. 拓展大学伙伴关系，推进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科研
依靠研究型大学提供高水平未来科学家训练和开展基础研究，成为美国寻求国家经济增长、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研究型大学这一重要地位的形成，离不开联邦政府和大学研究伙伴关系的建立及演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联邦政府和研究型大学在科学研究及其传播方面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科学研究和技术变革由个体研究人员、发明家和行业企业进行。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万尼瓦尔·布什倡导建立联邦政府-大学研究伙伴关系，由政府加大对研究型大学科研的支持和资助，推动了科学和技术的重大突破。例如，二战期间雷达、青霉素、计算机和原子弹等发明，均得益于大学基础研究带来的技术创新。在联邦政府-大学研究伙伴关系下，基础研究越来越多的由联邦政府资助，并主要集中于研究型大学，促进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系统的形成。在知识和创新驱动下，社会处于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中，大学与其所在的社会不断产生联系，大学的研究伙伴关系也由联邦政府不断拓展到大学与企业、大学与社会，这对大学的研究活动提出了变革要求，大学一方面要从事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也要开展面向国家战略和技术应用转化的关键基础研究领域科研和应用研究。为此，《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报告提出要在巩固联邦政府-大学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大学与企业、大学与国家实验室等新的伙伴关系，实施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领域的有组织科研，为实现关键政策领域的国家战略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等贡献知识和成果。
此外，研究型大学在培养高科技研究型人才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为此，报告强调应鼓励研究型大学加强研究生教育。一是改革研究型大学研究生课程，推动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学科、工程学科等的交叉，培养学生广泛的学科专业知识。二是加强联邦政府对研究生教育的资金支持。
4. 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科技服务能力
美国联邦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加强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并在科研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随着科学及其所服务的社会不断发生变化，美国逐渐形成了由联邦政府、商业部门、慈善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等多主体构成的国家科研创新生态系统。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需要处理好科学与大学、科学与慈善机构、科学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
首先，大学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中心和重大科技创新的策源地，是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础科学突破、科研人才培育和研究转化应用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在新形势下，政府对大学及研究人员的支持仍然是美国研究事业的战略重点。为此，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出应建立大学技术中心，用于开展基础研究，推进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创新。其次，在科学与慈善机构层面，与政府资助相比，慈善机构资助的科学研究具有自身优势。慈善机构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容忍度，能够为研究提供持续的支持，能够资助联邦政府无法支持的基础设施发展，如特定的技术或仪器等。因此，美国国家科学院提出应加强大学与慈善机构的伙伴关系，鼓励慈善机构资助大学科研项目。最后，在科研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层面，科技发展对地区经济发展无疑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然而，当前美国科技中心集中在少数城市，这造成了不同城市之间的科技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差距。为此，报告提出要建立区域技术中心，作为区域创新计划的一部分，用于支持美国各地科研能力的提升，弥合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差距，为开展关键技术领域科研提供更广泛的创新基础。
四、结论与启示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重要变量。通过发展科技，推动科研创新，提升科研全球竞争力与领导力，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参与全球博弈的路径选择。75年前，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科技顾问的万尼瓦尔·布什撰写《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描绘了战后美国的国家科研体制和创新机制的发展蓝图，为美国科技全球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75年后，《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报告既是对布什报告的纪念，也是对当下美国科研发展的反思与展望。在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全球化时代，美国科技创新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全球科研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在科研经费投入上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优势逐渐缩小，科研成果产出正在被新兴科技国家超越，公共投资不足影响着美国关键科技领域的创新步伐，美国全球科研领导地位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美国尝试变革科教政策以维持其全球科研领导力，通过成立专门机构、投资关键技术领域、开展战略性研究、支持研究型大学开展有组织科研、完善科研生态系统等举措，强化了联邦政府在关键技术研发中的支持与引导作用。美国围绕关键科技领域科研攻关的相关举措体现了“有组织”科研的理念。美国科研政策变革对健全我国新型举国科研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具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第一，构建新型国家科研体制，围绕关键技术领域开展有组织科研。全球科研竞争日趋激烈，个体研究者“单打独斗”式的科研模式不利于产生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科研成果。科学研究需要从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式的科研模式转变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需求的有组织的科研模式。美国科教政策变革一方面确立了10个关键科技领域，围绕相关领域开展战略性研究，以重大原创性成果实现科研创新，服务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建立了由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企业、慈善机构等多元主体组成的国家科教共同体，积极处理科学与政府、大学、企业、慈善机构和公众的关系，鼓励企业在科学研究中发挥作用。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举国科研体制，通过行政主导的方式举全国之力完成科研攻关。在举国体制的科研支持下，我国短时间内在一些关键科技领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也出现了缺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有力牵引、各创新主体的功能还不够明晰等问题。因此，我国应借鉴美国的国家科研体制，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建立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企业、慈善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举国科研体制，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实现核心科技领域的科研突破。
第二，发挥政府在科研创新共同体中的统筹协调作用。美国形成了以联邦政府、企业、大学和慈善机构等为主体的科研共同体。企业和联邦政府是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者，其中，企业重点开展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联邦政府重点资助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而在美国当前强调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科研模式中，联邦政府更多地发挥了统筹协调的作用。联邦政府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内部成立科学与技术部门，加强关键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同时，联邦政府协调了政府、大学和企业的关系，与大学合作成立大学技术中心，推动大学基础科研创新；与企业合作在各地建立区域技术中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地区经济发展。这对我国国家和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具有启发意义。我国应积极发挥各类研发组织、行业协会、基金会等在推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由政府统筹，激发科研共同体的科研创造活力。
第三，加大对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基础研究是提高国家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对国家安全、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建设科技强国，必须有强大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在《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中，布什提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研究和创新过程的推动力量，基础研究的成果经过应用研究以及开发阶段最终为人类所用。布什关于基础研究的思想持续影响着美国基础科研政策，联邦政府始终坚持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加强基础科研。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各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面临挑战，这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布什倡导的自由探索的基础科学研究，科技创新与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报告提出要增加对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网络安全等核心关键技术领域的科研资助，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与创新。这体现了美国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开展基础研究的理念。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我国同样面临严峻的科学与技术挑战，应将自由探索式的基础研究与国家战略需求相结合，加强对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的资助，推动关键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
第四，鼓励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积极开展有组织科研。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过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生产新知识、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推动了生命科学、工程科学、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增强了美国的全球科研竞争力。在巩固大学与联邦政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美国研究型大学积极与企业、国家实验室建立联系，在开展纯基础研究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围绕关键政策领域的国家战略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开展关键技术领域的科研创新。我国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中将“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持续开展高水平自由探索研究的基础上，强化有组织科研，服务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紧迫需求，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在新时代下，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有利于自由探索式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融合，有组织科研促进了应用导向基础研究的制度化。因此，应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鼓励其实施有组织科研，加强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文章原载于《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3年02期，作者简介: 周光礼，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大学发展与评价；姚蕊，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DOI: 10.14138/j.1001-4519.2023.02.00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