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礼 |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一个国家的大学概念和大学模式只能在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得到诠释，这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问题由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大学要走向世界，必须植根自己的本土文明、生长基因、历史传统，把“根”扎牢、扎稳、扎得有力量，这是“双一流”建设的前提性问题。

文明本土化：“双一流”建设的基点

“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如何理解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中国特色”强调主体性，强调懂中国、知中国、扎根中国；“世界一流”强调国际化，强调遵照国际标准，按国际可比指标达到一流。因此，“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涂又光先生在《文明本土化与大学》一文中有过精彩的论述。如其所言，人类全部生活，可以大致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三个领域。物质生活领域实行全球化，精神生活领域实行本土化。社会生活领域又可分为国内、国际两部分，国内部分实行本土化，国际部分实行全球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对立统一的。一切全球化的规则，寻其根源，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某一本土文化。一切本土文化，都可能为全球化规则作贡献，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全球化不是西方化而是全球文明对话，这应该成为中国“双一流”建设的基本方法论。

任何世界一流大学都蕴含着本土文明的底色，脱离底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只是“指标意义”上的。清华大学袁本涛教授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指标层面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即按照大学排名指标进入世界前列；第二个层次是制度层面的世界一流大学，即大学的某些制度创新能为全球大学带来实质性的启示和借鉴；第三个层次是哲学层面上的世界一流大学，即大学教育理念的创新为全球大学所认同。这种区分对中国“双一流”建设具有启发性。

涂又光先生有一个说法：努力赶上并超过美国MIT（麻省理工学院），这种雄心壮志值得赞许，但如果忽略了中国人文这个中国文明的特色，即使赶上并超过MIT，其文明史的地位和意义，也不过是美国MIT的分校而已。涂又光先生认为，没有中国文明特色的大学，只算是“在”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in China)，不算是中国“的”大学(a university of China)。

通过“211工程”“985工程”建设，中国已不缺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根据最近荷兰莱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国有7所大学跻身世界前20位，其中浙江大学排名全球第3位，上海交通大学排名全球第4位。这就是科研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中国缺乏制度层面的世界一流大学，尤其缺乏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

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是与一个国家的文化模式相适应的。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植根于独特的文化土壤，有自身的使命和价值观，有深沉而远大的抱负，能够为其他国家、其他文明提供实质性的启示和借鉴。

英国的世界一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植根于理性主义哲学，追求人类理智的自由和解放，为人类提供了自由教育、博雅教育的传统；法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巴黎高科、巴黎高师）植根于国家主义哲学，致力于国家的科学与荣誉，为人类提供了精英性专业教育传统；德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植根于新人文主义哲学，致力于追求真理、发展学术，为人类提供了“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大学模式；美国的世界一流大学（MIT、斯坦福大学）植根于经验主义哲学，重视大学的有用性和效益性，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创业型的大学模式。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应该植根于本土文化，继承本土“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大学概念。尽管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但更要珍视本国的文化传统和大学理念。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所言，中国文化不仅有精神的至高价值，也有物质、制度乃至心态文化层面的价值和传统，这些都是富有生命力的传统。创造和发展我们的文化，保持特色，源流并进，贡献世界，这是我们对文化自信的最高期盼。中国绵延五千年不断的文明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基因，也是建构中国高等教育自信的历史根基。

多源合流：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

中国学界有一个不正确的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大学纯粹是西方的舶来品，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古典高等教育机构与现代大学没有任何文化上的渊源和联系。这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传说五帝时期就有高等教育机构，据汉代董仲舒考证，“五帝大学曰成均”，“成均”是中国最早高等教育机构的名称。“成均”是官学，“学在王官、以吏为师”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道南正脉”。

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人讲学逐渐兴起。“私学”是春秋战国时代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后，中国高等教育沿着官学、私学两条轨道并行不悖。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为博士置弟子职，太学正式成立。“太学”是汉武帝以后历代王朝主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为官学。宋代大儒朱熹将晚唐出现、宋代渐兴的书院理论化、制度化、合法化，产生了中国古典大学，“书院”是私学。“太学”和“书院”是中国古典高等教育机构的杰出代表。

总的来看，中国古典高等教育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重视人文教育。正如儒学原始经典《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育的目的是“明明德”，以修身为本，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配天地。二是强调教育的政治目的。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科举制度更是将国家的教育系统与政治系统整合在一起。据西方学者考证，这种教育系统与政治系统交叉融合的高等教育模式曾深深影响了欧洲大陆的高等教育。

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只有100多年。鸦片战争惊醒了国人，为了保种保教，有识之士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纷纷兴办了类似于西方大学的洋学堂，北洋学堂、京师大学堂、南洋学堂最具代表性。北洋学堂是天津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南洋学堂则演化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众多名校。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世界有两大高等教育体系，一个是罗马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以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为代表；一个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以英国、美国为代表。前者强调政府控制大学，大学为实现国家目的服务；后者强调大学自治，学术自由。

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模仿多于创新。100多年来，我们时而学习欧洲大陆，时而学习英美。晚清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模仿日本东京大学建立的，日本东京大学的模板则来自于法国和德国，是一种典型的欧洲大陆模式。民国时期，中国大学开始学习美国，试图建立一种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高等教育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全面学习苏联，强调社会需求逻辑，中国大学再次回到欧洲大陆模式。改革开放之后又开始学习美国，强调学科逻辑。最近几年，我们又开始追捧欧洲大陆模式高等教育体系，提出模仿德国建立应用技术型大学。百年高等教育现代化，中国大学始终处于学科逻辑和社会需求逻辑的文化冲突之中。这再一次彰显了“扎根中国大地办学”命题的重大现实意义。

其实，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即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鸦片战争后，受到西方坚船利炮和科技发展的冲击，一批新式教育机构开始在中国设立，北洋学堂、京师大学堂、南洋学堂等逐渐发展起来；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女子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高校。

如果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是模仿多于创新，那么以“延安模式”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型高等教育则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创新的一面。“延安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与校长负责有机结合，实行德育为先、学以致用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高级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延安模式”起源于军事教育和干部教育，军事教育强调将支部建在连队，干部教育强调理想信念教育和领导力培养。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英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而是本土化的探索和创新。“延安模式”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思想理念、治理框架、办学模式，影响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由此可见，中国当代高等教育体系是多元合流的产物，当前的高等教育实践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之上的，在当前的实践下面埋藏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层次的价值和理解力，既包括中国古典大学模式，也包括延安大学模式；既有罗马传统的大学理念，也有盎格鲁-撒克逊大学的理念。

教育自信：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自信的充分表现。扎根中国大地要扎党的领导之根、传统文化之根、国情社情之根、时代精神之根、教育规律之根。教育自信来自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来自于优越的体制和独特的国情。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要求把学术写在中国的大地上。

世界一流大学是上层建筑，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近五百年的世界史告诉我们，世界经济中心的转换伴随着世界学术中心的转移，新的经济中心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新的世界一流大学集群崛起。

15-17世纪，地中海北岸是世界经济中心，意大利是世界的学术中心，拥有包括博洛尼亚大学在内的18所最负盛名的中世纪大学。19世纪，当德国经济迅速崛起时，德国拥有一大批世界最优秀的大学，其中柏林大学模式传遍全球，德国大学称雄世界。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后，世界最好的大学集聚在美国，哈佛文理学院前院长罗索夫斯基曾经断言，当今世界最好的大学2/3在美国。从某种意义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以经济发展为后盾的，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可以合理预测，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必然会产生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事实上，中国当前已经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随着“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的相继推进，中国正在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一大批世界一流大学即将出现。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有两种逻辑，一种是建设逻辑，即通过人为的设计发展世界一流大学；另一种是生长逻辑，即通过自然的演化发展世界一流大学。通过建设逻辑，只能产生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遵循生长逻辑，才能产生哲学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

通过多年的重点建设，我们已经拥有了指标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但是我们还没有哲学意义上或者“文明”意义上的世界一流大学。以“建设逻辑”发展世界一流大学是“双一流”建设的初级阶段，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以“生长逻辑”发展世界一流大学是“双一流”建设的高级阶段，必须扎根中国文明、中国国情、中国体制、中国大地，彰显中国特色。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期间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第二个哈佛”是一种追踪式的建设逻辑，是一种亦步亦趋的发展模式。没有文明底色，没有中国特色，亦步亦趋，注定不会成功。“第一个北大”，是一种创新式的生长逻辑，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发展模式，体现的是“中国特色”，带有中国文明的底色。这是当前高校在改革发展中普遍缺少的一种模式，是“双一流”建设需要大力提倡的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