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吴晓求，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金融学一级教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本文系作者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2020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演讲。
非常高兴来参加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2020年学术年会。
三年前我荣幸地被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聘为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的理事长，几年来勤勉履职。今天上午有很多会，包括央行主办的中国金融学术年会，周小川行长等都将在上午发表演讲。学会秘书处专门问我能不能参加上午的开幕式和大会，我说今天上午召开“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2020年学术年会”，作为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的理事长，理应忠实履职。
刚才认真听取了闵维方会长的主题报告，还有孙霄兵执行会长的报告，很有启发。闵会长实际上是一位教育学家，但是他今天的报告更像一位经济学家，讲得非常好，数据也非常清楚，经济学的逻辑也很好。教育学家讲经济问题，有时候会诚惶诚恐，但是我在底下听，我认为他还是讲得非常富有经济学的逻辑，很多数据是准确的、专业的。
孙霄兵执行会长关于“十三五教育规划纲要”的报告，的确让我全面了解了教育规划纲要的核心内容。人民大学全面贯彻教育规划纲要，很好地落实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同时他提到2014年教育部关于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有关文件，这个文件的精神在人民大学得到了全面贯彻。根据教育部2014年关于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的文件精神，人民大学重组了学术委员会，大大扩大了校学术委员会在高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术评价、职称评定等都要经过学校各级学术委员会，真正实现了学术委员会是高校最高学术机构的职能。我认为，这个文件是历史性的，是一个重大突破，高校应当全面贯彻落实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科评价、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现双一流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我本人现在还担任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副主席。人大学术委员会的重建，是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我协助校长完成的，是最高的学术权力机构。过去各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橡皮图章，不起什么作用。评个奖、评个项目而已，至于学科规划、人才培养、人才评价、职称评定，并不是学术委员会的权力。现在我们全面纳入了这些职能。人民大学学部、院（系）级也发挥了学术委员会的重要作用，这是现代大学治理结构非常重要的基础。这是刚才我听了两位会长报告的一点体会。
我是一位金融学的教授，说实话对教育的理解非常肤浅，我经常会从一个经济学教授的角度去理解教育。在我的理念中，教育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特征和最后保障。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可以直接通过经济、贸易、科技、金融和企业的竞争力等来体现，但最后的竞争是教育的竞争。教育的竞争就是人的竞争，所以，教育在一个国家处在特别重要的地位。我们国家坚定不移地把对教育的投入维持在GDP的4%，这是非常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决定，具有战略眼光。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中国从小康社会到中等发达国家：如何实现2035年的愿景目标？
首先，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经过42年的努力，中国社会已经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在适当的时候，中央会宣布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我看到一个消息，2020年11月23号，贵州省最后几个贫困县，也宣布脱贫了，也就是说脱贫攻坚战已经基本完成。如果我们从一些大城市来看，早就进入了小康，但中国的小康不仅仅是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小康，很重要的必须帮贫困地区解除贫困，才能说中国社会整体进入了小康社会。这个目标应该说已经实现了。
全面进入小康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件，也是人类社会的伟大成就。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发展不平衡，在这样一个大国要全面实现小康，是非常困难的。40多年前，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那个时候，人均GDP350元人民币，按当时汇率计算也只有100多美元，1978年经济总规模3560亿人民币，非常少。今天中国的GDP超过了10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40年取得这样的成就，主要是我们走了一个正确的发展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小平同志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最重要的是解放了思想。回望过去42年来的成就，你会发现解放思想比什么都重要。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有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勤劳而聪明，只要思想解放了，只要精神没有束缚，就能创造出惊天动地的成就，40多年来的发展说明了这一点。中华民族几百年来饥饿贫困，不要看满清王朝的电视剧那么辉煌，那是一个没落的时代，腐朽的王朝。多少年来，中国老百姓就没有过上吃饱饭的生活，更不要说富裕的生活。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生活仍然处在一个贫困的状态，吃不饱饭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饥饿和贫困成了这个民族的深刻记忆，深深地烙进了这个民族的基因，所以，向往富裕生活，解决贫困问题，能够吃饱肚子，那是当时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思考如何让中国富裕起来，让老百姓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这是我们党始终追求的目标。所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当时全面借鉴了苏联那套计划经济体制、理论和政策，在经济建设方面，在解决老百姓的温饱方面，应该说走了一些弯路，甚至付出了巨大代价，也就是说，那套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合于中国。那套体制最严重的问题是，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每个人都被束缚住了，一切等着上面给，没有创造性，没有创造财富的动力，社会长期处在贫困的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从那时开始，中国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开始向富裕中国、文明中国的方向前行。40多年来，我们最重要的是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解放思想，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推动改革开放，这些都是我们成功经验的法宝。这些法宝在未来从小康社会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未来15年中，仍然有其重要的传承意义。既然过去能解决贫困问题，未来就一定能够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
小康社会有一些基本定义，一般是指，人们的总体生活状态基本无忧，包括吃住行穿等方面基本有保障，生活环境质量有保障，社会环境包括法制、道德、秩序都比较好。这些都是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应该说进入了小康社会。从人均GDP这个单一指标看，我们已经大大超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所认为的小康社会的水平。当然，生活环境指标我们还要改善，我们的空气质量还有一些问题，需要长期努力。社会指标仍要提高，包括法治和社会经济秩序要进一步完善，这些都是未来在奔向中等发达国家过程中，需要不断努力和改进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十四五规划建议纲要以及关于2035年远景发展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其中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制定了一个宏伟目标。从贫困落后、吃不饱饭到小康社会，过程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从小康奔向中等发达国家，应该说这一任务一点都不轻松，未来面临的环境可能更加复杂，绝不可能一帆风顺，尤其是国际环境现在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困难。十四五规划建议稿内容丰富而全面，要认真学习。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要进行战略转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原来的国际大循环转变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协调发展的新发展格局。这种战略转型是非常正确的，是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而作出的科学决策。
在过去一个较长时期，逆全球化浪潮一浪超过一浪，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似乎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色彩。这说明，国际社会正在历史性倒退。同时，新冠疫情的蔓延也在改变全球经济、贸易、金融的规则，中国经济社会的外部环境不像以前那么宽松了，应该说越来越复杂，甚至越来越严峻。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调整我们的战略。
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加入WTO之后迅速提高。我们过去一般都在20%左右，加入WTO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快速提高，到2006年达到历史性的67%。67%的对外依存度，表明这个国家经济的外向性极高。外部性一旦出现动荡和巨大的变化，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大幅度地启动了内需。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可能靠国际贸易立国，必须驱动庞大的内需市场，必须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才能激发内需市场。所以，从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在着力激发内部需求，同时也在逐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到2019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经下降到32%。从全球性大国角度来看，32%的对外依存度仍然处在较高的水平。也就是说，国际需求、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仍然具有重大作用，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正在逐步走向内部需求，这符合大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所以，基于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和外部形势的巨大变化，中央作出了科学的决策，走双循环发展的道路。在双循环发展中，国内主循环是基础，国际大循环是目标。在双循环发展战略中，会遇到很多的障碍，一些障碍在十四五时期必须解决。
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是，人均收入水平相对低。我们还有6亿人的月收入在1000块钱左右，中等收入群体只占40%，而且这些中等收入群体受到了包括房价、医疗、教育负担的多重挤压。如果经济不能发展，这40%的中等收入群体，会有一部分变为低收入群体，房价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压力。中国的高房价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虽然高房价在名义上使中国的财富膨胀了，但这种财富是一个泡沫化的财富，没有什么意义。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我们必须解决居民收入的增长问题。这其中特别是这6亿人的月收入1000元人民币，要有大幅度提高。在十四五时期，一定要把这6亿人的每月1000元收入实现倍增。在十四五时期，他们怎么也应该增加到月收入2000元。如果能增加到2000元，同时，中等收入群体由现在的40%不断扩大，我认为，双循环的良性机制就形成了，国内主循环就有保障了，不然的话，是循环不起来的。没有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试图实现国内循环为主是很困难的。
第二，不要以为这种战略转型是要搞自然经济模式，是要走封闭的道路，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无论是自然经济、封闭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模式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唯有改革开放，唯有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能使中国发展起来。这是经过40年的探索，得出的一个真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就想走回头路，碰到问题就想起了计划经济年代的那些做法。我曾经看到过一些报道，比如说粮食问题。厉行节约是美德，必须提倡，如果外部环境严重恶化，粮食是会有问题的。中国粮食进口的数量比较大，如果外部环境显著恶化，对中国来说，14亿人口的粮食安全是我们的底线，比芯片要重要的多。对此要有底线思维，粮食安全怎么才能保证？
现在农村土地荒芜的规模太大了，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土地有生产效率，怎么办？有些人想起来要让城里打工的农民回去种地，以保证粮食安全。我不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中国农民给中国现代化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他在城里打工一个月3000块钱还是有的，到农村可能一年才3000块钱。问题的实质不是说让他们回去，而是要想办法改革我们的土地使用制度，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不能用计划经济的老办法。
说到粮食安全，有些地方开始建国有粮站，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国有粮站能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吗？如果能解决，我们在1978年之前粮食就不会有问题。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国有粮站，没有一个市场去卖粮食，但并没有解决中国人当时吃饱饭的问题。我们碰到问题就想回到那个时代，以为那个时代的方法是正确的。实际上，改革就是要改革这种计划经济的做法。传统计划经济的核心是扼杀了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企业、让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如果让企业都没有积极性，这不是改革。
十四五时期是迈向2035年中等发达国家关键的历史时期。现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十四五时期正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期。有不少案例表明，一些国家到了这个时候经济会停滞，难以前行。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些新兴国家在迈向发达国家过程中经济难以持续增长的一种现象。它要么没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没有成为发达国家，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就停滞了；要么即使跨越了，由于经济难以持续，之后又衰退回来了。对中国来说，第一，必须跨越过去；第二，经济要保持持续增长。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国家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还要为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和人才保障。我把制度基础和人才保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是因为这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些共同的原因，比如说人才保障跟不上，高等教育滞后。
制度缺乏激励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市场经济有两个重要机制，一从宏观层面看，要形成竞争机制。必须在制度、政策和法律层面上形成竞争机制，垄断是没有出路的。垄断既产生腐败又低效率。二是在微观层面上要有激励机制。有激励才会有效率，才会有前行的动力。没有激励机制，社会就不能前行，经济就不能发展。现在关于激励机制讲的少了，以为讲激励就是追求个人利益。激励机制是正向机制，有了激励机制人们才会有积极性，不要把激励机制与个人利益至上划等号，这是两回事情。现在我们强调监督，这是正确的。过去我们的确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腐败严重，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所以必须加强监督，加强公权私用的监督。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要重视激励机制的作用。没有激励大家都不干事了，现在不干事的现象太严重了。
我昨天去东北的一个重工业城市参加一个论坛。这个城市当年多么辉煌，现在似乎真的落后了。落后的根本原因有社会环境、营商环境方面的问题，更有观念意识落后，不作为现象严重。社会出现这样的氛围，是很危险的。必须重视激励机制的重要作用。
我们这个社会还要完善容错机制。现在情况这么复杂，谁天生都不可能正确，没有容错机制谁敢创新？追责是对的，但这个追责是追以权谋私的责，追权力腐败的责，但探索、创新失误的责不能追。否则，谁去干？不干事是不会出问题的。干得越多风险可能越大，干得越好妒忌你的人可能也越多。所以，中国社会形成容错机制很重要，构建和谐的环境很重要。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让那些有能力的人去不断探索。如果这些有能力的人都不敢探索，社会就会失去前行的动力。等、靠、要是创造不了财富的。中央只能给大政方针，具体的政策还是要我们去探索。
深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的。小平同志说，深圳要搞经济特区，剩下的就是要人们去探索，这里面有禁区，这些禁区你要闯过去，有理论禁区、政策禁区，你都得闯，不闯禁区哪来的深圳？海南自由贸易区港已经三年了，我真的没有看到有什么大动作，没有看到有什么重大创新之处。海南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港，就必须要有独特的吸引力，要有独特的魅力，这需要大胆探索。现在是一个历史性大好机会，但是真干事、能干事的人太少，有担当精神的人太少。
我们必须推动改革，让所有的人都有积极性和创造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十四五时期必须实现的。之后，再用10年时间建设成中等发达国家。
什么是中等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比OECD所说的人均GDP12,400美元要高很多，12400美元只是进入高收入国家的基本门槛。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是有差别的，不能混同。发达国家除了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高以外，还有法治、社会秩序、生态环境和国际影响力等，发达国家是一个综合概念。把中国建设成为发达国家是不容易的。其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指标是人均GDP水平至少要超越12,400美元。在全球，被称之为发达国家的有31个，其中亚洲有4个，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这是大家公认的亚洲的发达国家。中东那些石油国家，虽然人均GDP非常高，但并不是发达国家，是因为其他方面没有达到。发达国家至少是一个文明国家，至少是法制健全的国家。男女平等是社会文明的基本标志。贫富差距不能太大，种族之间是平等的，法治是相对完善的，有良好社会风尚，良好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生活环境。北美洲2个，澳洲2个，剩下23个，都在欧洲。在31个发达国家之间也有差别，一般认为，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日本、德国。无论从哪个指标看，它们都属于最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在我的认识里，一般指的是西班牙、葡萄牙。
如果按照5%的增长率计算，在汇率大体稳定的条件下，通过15年的努力，应该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23000~25,000美元。也就是说，未来15年，中国经济要以5%左右的速度增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做很多改革，要有很多创新，既包括十四五时期的改革，也包括十四五之后的那10年。我们要做什么？
第一，还是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发。这是放在第一位的，也是过去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法宝和经验。为什么要强调解放思想？是因为未来前行中有越来越多的困难，有越来越复杂的问题，有越来越艰难的目标。不解放思想，只等中央给具体指令，那是不行的，等、靠、要是建设不了中等发达国家的。中央只能给大政方针，具体的探索，碰到的实际问题，要我们自己去解决。
与此同时，有担当精神也非常重要。面对创新和探索，可能会失误，社会要有一种容错机制，谁也不是圣人，我们反对的是以权谋私、公器私有。
深化改革的核心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里我就不展开。有一个时期有一些杂音，包括民营经济可以退场、可以休也等言论。必须深刻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包括如何理解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市场主体，是企业而不是其他，因为只有企业才能创造财富。在座的各位，包括我的工资都是财政部核准以后发给我的。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是税收，企业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策的重心是要发展经济，唤发企业活力和创新能力，推动财富的创造。经济运行需要秩序，我们要制定负面清单，告诉企业和社会哪些不能做。我们不能搞正面清单管理。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好政府的边界和市场的边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作了精辟地阐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概括是对改革开放40年坚持市场经济原则作出的科学总结，但是，在实践中，在相关政策上并没有很好地体现这种原则，政策有时还会表现出严重的歧视。所谓竞争中性原则，就是所有市场主体都是平等的，在面对资源的配置时是平等的。但是，有些政策并不是这么做的。我们有时候说的很好，做的不好，一些政策的制定与中央讲的原则有时候是背离的。比如说贷款，说实话，民营企业获得的贷款，银行表内的贷款比例比较低，表内贷款80%以上都给了国企，还有一些给了大型民营企业，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是得不到表内贷款。表内贷款利率也就是百分之六左右，表外贷款通过其它中介利率要达到10%-12%，这是不公平的。同样的企业，同样的资质，同样的信用，为什么获得的信贷政策不一样？客观上存在政策歧视问题。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外开放仍然非常重要的国策，不要以为走国内国际循环协同发展，就以为国际循环不重要，对外开放在新的历史时期更重要。中国是个大国，必须融入世界，融入世界才能影响世界。关起门来成不了伟大的国家。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论坛上特别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所以，我们必须朝着进一步开放方向走。
第二，必须重视创新。要实现2035年这样一个宏伟目标，没有创新是难以想象的。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等，其中科技创新特别重要。中美贸易战暴露了一些重要的卡脖子技术，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安全。中国是一个善意的国家，以为通过经济全球化、产业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机制可以有效解决我们的短板。国际环境变了，危机和风险也就来了。
我们一直主张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强调这一主张。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在游说中国，核心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当时，我们有点担忧，担忧竞争不过他们，因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当时很弱。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得到了实质性增长，经济竞争力大幅度提升，我们自信了。
科技创新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所有的创新都来自于思想没有束缚，思想有束缚是很难创新的，紧箍咒把你卡住了，你怎么创新。旁边有个学术权威，学术权威给你很大压力，你还能创新吗？学术权威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学术繁荣。学术研究上人人平等，没有谁穷尽了真理，学术权威不利于创新。所以，思想解放、思想没有包袱对创新来说非常重要。
第三，人才和教育很重要。没有人才和教育的支撑，宏伟的目标是实现不了的。中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过去40年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有些人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不怎么样，因为没有获诺贝尔奖。中国人学术研究的表达符号有特殊性，不太国际化。如果世界上通行的文字是中文的话，中国可能还是有不少学者能得诺贝尔奖。中国经济过去这么贫困落后，40年实现了14亿人的小康生活，这是多么大的成就！谁解决了这些问题？小平同志解决了。他是最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不是？
未来中国的高等教育，承担着为实现中等发达国家培养高质量人才的责任。在这方面是有一些隐忧的。现在好像学生告老师成为一个热点，对此我很忧虑，我真的不喜欢看到这种现象的蔓延。老师在师德方面要严格要求自己，至于讲课时说了一些不同的学术观点，应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现象。天伦是不能被破坏的。为安全起见，老师们似乎只能照本宣科了，读教材谁都会，离开教材做一些发挥是必要的。目前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认为，我们应该构建一种新时期相互信任的新型师生关系。
人才一定是有担当精神，有创新能力。创新来源于没有约束的思想。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伟大国家，需要一批又一批有国际视野、有专业能力、有担当精神、有人文情怀的现代化人才，这是社会的责任，更是大学的责任。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和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有密切的关系。那个伟大的时代，给了那个时代大学生特有品格。在座的有不少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的大学生。70年代末、80年代的大学培养了一批一批的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精英人才。中国靠谁来建设？首先，靠党的领导，其次，靠这批有担当精神、有国际视野、有专业能力、向往未来文明的人来建设，靠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来建设。所以，人才培养非常重要。
现在大学里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没有关系的活动太多，工程太多，计划太多、项目太多，评选太多。大学还是要回归本源，真正地从事科学研究，潜心地培养人才，我们不能忘了大学的初心和使命，大学要有内在定力。只有这样，中国教育、中国的高等教育才有希望，才会不负重托，中国才能够在2035年实现党中央提出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宏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