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发展道路与模式选择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的选择。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形成不同的大学治理模式，既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学习相关，更与他们以本国国情与本土文明为基础有关。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模式，需要借鉴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大学治理的经验与做法。学习借鉴的关键是如何科学认识大学治理的“现代性”与“西方性”，学习世界大学治理中具有共同性的“现代性”要素，抛弃西方大学治理中只适合西方特点的“西方性”要素，这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方面。所谓“现代性”是指大学治理中形成的符合现代大学办学治校特征、体现现代大学发展规律的治理理念与内容，所谓“西方性”是指西方大学形成的只适应西方文化与本国国情的制度设计与治理体系。
一、如何认识、理解和借鉴西方大学治理
对于西方大学治理的认识与理解，涉及价值论与认识论问题。从价值的哲学意义上讲，价值不可能中立，价值是有倾向性的和意识形态性的。比如大学的领导权问题、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大学具有不同的认识与制度设计。故大学治理的价值层面是有争议、有不同认识的。从认识论的知识层面看，知识具有迁移性，是有相对客观的认识和标准的，西方大学治理的一些制度设计与权力架构等可以借鉴，如西方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教授会等制度设计。从经验层面来说，是指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认识，比如西方大学治理的具体经验与做法，也可以学习为我所用。
对于西方高等教育治理的经验、知识与价值，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一是西方的就是西方的，没有共同性；二是西方的就是世界的，西方是现代化的化身和代表；三是西方的既是西方的，也是世界的，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西方是大学治理的策源地，对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具有示范意义。高等教育治理、制度、体系到底有没有共同性价值存在？如如何认识大学治理思想、理念与智慧的共同性？应该说，在每个历史时代，占主导地位、发挥最大影响力的理念、制度、思想就具有共同性。大学治理的共同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始终处于时代前列的。大学治理的内涵是随时代变革而不断变迁和发展的，永远不会终结。因此，所谓大学治理的现代性，是在发展中动态构建的，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充分展开和实现，是体现时代发展的先进治理理念与体系。我国要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领跑者，应该学习西方大学治理中具有现代性的经验与做法，并与我国国情、中国文化和高等教育实际相结合，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能在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高地的基础上建成具有世界意义的、亦即具备现代性和共同性的大学治理思想与智慧。
二、对于西方大学治理的借鉴学习要以我国国情与文化为基础
湖南大学位于我国著名的岳麓书院旧址，书院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我国的现代大学是学习借鉴西方大学的产物，但是这种借鉴与学习不是模仿、照搬，而是基于中国文化与传统基础上的消化吸收，是力图用中国本土化思想改造西方的大学治理理念与制度，从而转化和重构中国式大学治理。中国现代大学从开始设置就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大学，而是有意识地将现代大学理念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现代大学制度对话、抗争中形成了我国的现代大学制度。正如梅贻琦所讲的：“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诚如梅贻琦所讲“制度为一事”，“精神又为一事”，大学的制度是学习西方的，但大学的精神却与中国教育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大学的制度又何尝不与中国文化及国情密不可分？从大学的观念到人才培养、学校管理等，都渗透着中国传统教育精神。传统教育构建了国人思想认知的“房屋”，西学可以改变其中的格局，但却不能完全替换支柱的房梁。涂又光评价蔡元培教育思想时曾说“传统文化是蔡氏教育思想的主根”，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梅贻琦等人。蔡元培曾说，“如果只看到西方影响，看不到中国传统，就有一种危险：把中国固有的好东西，当成西方传来的坏东西。因此，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他始终坚持保留传统教育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在此基础上构建适应时代的本土化大学治理制度。西方大学治理对于蔡元培等人的启发及借鉴意义诚然十分重要，但教授治校模式之所以在近代大学取得成功，重要的原因是蔡元培等大学校长敏锐地察觉到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适切之处，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近代大学的教授治学、治校与西方大学的教授治学、治校具有很大不同之处。中国的“尊师重教”传统才是“教授治校”之所以能在民国大学落地生根的合理性精神根基所在。“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尊师重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教育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这对于近代大学的教授治学和教授治校具有重要影响。中国传统教育的发展历程中亦有“教师治校”的传统。以汉代太学为例，自设立起，就是博士（太学教员）治校，重在师生的自我管理，而非外人管理师生，这对于养成太学氛围，至关重要。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分任校长时，对待“教授治校”的态度各有不同。梅贻琦仍旧尽可能地保持“教授治校”的传统，“让清华教授在实质上享有其他国立大学未曾有的教授治校权力” 。张伯苓对于“教授治校”的态度和蒋梦麟更为相似，衍生了“校长主导、教授参与”的治校模式。蔡元培和梅贻琦都推崇“学术至上”的精神，蔡元培盛赞德国的“为学问而学问”的“极端平民主义”管理方式，而梅贻琦也在竭尽可能保证教授掌握实权。但由于近代内忧外患、动荡不定的社会大环境，大学治理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学校与政治、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校长等多重矛盾中，无论“教授治校”还是“教授治学”都不可能落在实处。“教授治校”是近代大学治理的重要内容，尽管“教授治校”的模式设计与概念定义是从西方大学传入，但实际上中国近代大学根据中国文化与教育特点，并做了改革完善，使之更能适应我国教育实际。近代包括治理在内的大学教育理念的形成，实际上是借助“吸收”和“消化”西学中的新鲜营养成分并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地重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大学治理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同时也尊重中国文化的“尊师重教”传统，通过学术委员会、教授会等制度设计，真正使教授治学、自主办学落到实处，实现了近代以来的大学治理理想。这表明，中国大学治理在借鉴学习西方大学治理的概念、理论与经验时，要以中国文化与国情为根基，探索出具有本体化的现代性治理经验。
三、探索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学治理的“现代性”理念与智慧
在大学治理发展中，对于西方大学治理的“现代性”是学习以及借鉴，同时立足中国本土文化和制度进行转化与重构，以期探索建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学治理的“现代性”理念与智慧。一方面，要积极吸收高等教育发展的世界文明成果以丰富自身，故步自封地坚持本土化和民族性只会阻碍大学的发展，反而会使得原来有所进步的大学滞后于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另一方面，要以本土文明融化国际理念与制度。外来文化一经吸收采用，就必然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就会产生出基于本土文化的新的文化形态。吸收借鉴是手段，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学治理才是目的。只有创新发展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性的大学治理理念与发展模式，才能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彰显高等教育本土文明与中国特色的世界意义。没有必要全盘肯定西方大学治理和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教育，也没有必要全部回归传统而全盘否定西方大学治理的现代性。拒绝现代性就等于自绝于现代文明，而拒绝传统就是自绝于中国本土，自绝于更有作为的可能。我们要摒弃民族的狭隘性、地域的局限性与文明的封闭性，从世界高等教育治理的多元发展中寻求智慧，建立起基于本土文明的、具有普遍共识的现代性的大学治理理念与智慧。（李立国，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西方教育思想史研究，原文刊载于《大学教育科学》2023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