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强国的“强”既是指高等教育本身的强盛和现代化，更是指要以高等教育的强盛和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战略性支撑。在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的背景下，要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优化。

一是稳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提高普及水平。从规模角度看，教育强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般要达到80%。从世界范围看，有17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80%以上。2019年我国已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202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59.6%。我国要建成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应该达到80%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二是扩大研究生招生培养规模，提升培养能力。通过对世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迁的研究发现，高收入国家(地区)平均本科占比不到60%,专科占比在20%左右，研究生教育占比在20%左右。研究生教育在高等教育培养规模中的占比，OECD国家为24.4%,欧盟更是高达32.7%,印度该指标值也在13%以上。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中研究生占比在8.7%左右。相较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我国研究生教育占比过低，研究生教育亟待发展。

三是积极扩大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的数量及人才培养规模，为建设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奠定高水平人才培养的基石。建设教育强国的征程中，要把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作为重中之重，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竞争将更加表现为创新和核心科技的竞争，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培养显得尤为重要。面向未来，我国急需扩大“双一流”高校数量和培养规模。现有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应该发挥规模效应，积极扩大人才培养的校均规模。在扩大“双一流”高校数量时，要鼓励和支持地方高校发展，逐步选拔办学质量高、与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校进入建设名单。在粤港澳、长三角、京津冀等地，建成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为建设世界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效支撑。

四是动态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学科设置，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能否培养出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学科专业的结构是否合理。我国的区域和高校优势特色专业仍然存在着集中度不够、布点多而散等问题，特色不够，优势不足。部分地方和部门对人才需求的把握不够具体明确，高校调整优化人才培养结构缺乏基本依据，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契合度有待进一步提高。部分高校办学定位不清晰，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类型不清晰，“平原”多(专业布点多)、“高峰”少(优势特色学科专业少)。特别是高校对某些前瞻性专业缺乏预判，造成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盲目性及贪大求全，从而盲目设置专业,追求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跟风设置投入少、容易开办的“热门”专业；背离学校的办学定位和主体优势，开办对自己学校而言是“短项”或“劣势”的专业。高校要构建与本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和人才培养结构，聚焦重点和优势，集中建设好优势与特色学科专业群，避免专业设置的“盲目性”和“碎片化”,克服专业设置的“功利性”和“多而散”。

五是优化高等教育的文理科人才培养结构，强化理工类基础学科和急需紧缺人才培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重视工程教育。1969年工科学生占比高达56.6%。我国高等教育理工科相关专业毕业生比例持续长期保持在40%以上，高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STEM学科毕业生占比约24%的平均水平，为我国制造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相当规模的人力资源储备。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工程专业学生生源好、规模大、就业市场广阔的优势，加快推进我国的新工科教育和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项目，发展社会急需和具有前瞻性的专业。同时要看到，在基础理科、人工智能和半导体芯片等许多领域仍然缺乏顶尖人才。

随着智能化、信息化与数字化蓬勃发展，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的要求日益提升。科技创新特别是“卡脖子”等核心科技、原始创新方面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技突破需要创新人才。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优化需要在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下，适度扩大理工类基础学科和紧缺专业的培养规模，特别是增强对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和前沿技术类专业的支持力度。

（节选自6月20日《光明日报》,作者李立国，系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