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础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基点。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要求“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十五五”期间，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基础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与战略属性，以问题为导向，重点开展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基础教育治理能力。要研究与探索中国基础教育学基本理论与基本问题，面向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新赛道、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要求以及人类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新趋势，回答关于基础教育发展、课程、教材、教法改革的前沿性理论问题。科学认识建设教育强国所要求的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内涵特征，精准识别与研判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结构性难题。以基础教育改革的方法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为先导，聚焦“怎样培养人”核心问题，以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为关键，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基础教育；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问题导向；综合素质；创新能力

全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教育强国纲要》）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全面建成”。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要求“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当前以及未来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一个核心问题。“十五五”期间，基础教育已迈入以“公平优质”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基础教育治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积极应对新挑战，精准识别问题，系统破解难题，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一、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必须适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要求

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目标要求基础教育必须坚持政治属性、人民属性与战略属性，着力构建公平优质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一）具备教育强国战略基点的特性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龙头是高等教育。”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在建设教育强国背景下，我们要系统、精准认识新时代基础教育的独特功能及其战略属性。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基础教育功能作用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基础教育强调要培养“双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在20世纪末，基础教育强调实施素质教育；在新时代，基础教育的核心功能就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其次，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决定了它在建设教育强国中的基点作用，而其先导性则凸显了它在建设教育强国中的战略作用。建设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既要兼顾其基础性与战略性两个方面，也要妥善处理基础教育作为战略基点与教育高质量发展整体之间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基础教育与教育外部战略环境变化的关系，在确保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前提下，充分发挥其先导性、战略性。基础教育要与国家战略调整、人口变化、产业转型、科技发展与人才标准变化等方面建立起动态适配关系。二是要处理好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与其他七个高质量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既要发挥好基础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为建设更高质量的国民教育体系、终身教育体系与国家创新体系打下坚实基础；又要把基础教育的先导性凸显出来，通过前瞻性的布局和改革创新涵育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发展动力。始终以基础教育的政治属性为引领，统筹推进教育公平与教育创新。一方面，要通过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夯实教育强国建设的根基；另一方面，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促进创新发展为出发点，前瞻性布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等战略先手棋，为教育强国建设和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打牢知识创新、人才创新与文化创新的基础。

（二）由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共同支撑

建设教育强国与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对基础教育所提出的要求不是零散的，而是体系化、系统性、结构性乃至革命性的。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的全面性、复杂性与革命性，需要我们以理论创新为引领，探索建构中国基础教育学理论体系，回应建设教育强国对基础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明确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内涵特征，识别其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与难题，并阐明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方法论、政策要求与实践策略。建设教育强国与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要求基础教育在实践、政策与制度层面进行系统性创新，特别是需要回应人工智能赋能新赛道、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新要求，以及人类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新趋势，深入研究基础教育教学、课程、教材、教法改革的前沿性理论问题。

基础教育理论创新应总结并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思想、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教育思想与理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的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新要求与新标准。把坚持立德树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作为核心目标，研究新问题，提出新概念，建构新理论，有效指导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政策与制度创新。

（三）有效提升教育强国“六力”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应当具有强大的思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影响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支撑”。这一论述深刻阐释了教育强国的基本特质与核心要素。教育强国的“六力”特质是一个有机整体，彼此交织，相互支撑，共同发展，具有鲜明的系统性。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要鲜明体现这一系统性，需要以“六力”特质为出发点，结合基础教育的特殊性，形成系统合力。

首先，思政引领力被置于首要位置，集中体现了我国教育的政治属性和社会主义方向性，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根本的政治保障、价值导向与文化传统。基础教育必须具备强大的思政引领力。其次，人才竞争力与科技支撑力在“六力”中处于核心位置，构成了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两大引擎。基础教育必须加强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在拥抱前沿科技发展的基础上，为国家未来科技竞争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撑力；必须把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放在核心位置，以涵育未来国家栋梁、提升人才竞争力。再次，强大的人才竞争力与科技支撑力共同提升国家现代化水平，继而转化为坚实的国际影响力，并为民生保障力提供基础。民生保障力回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分展现了基础教育的人民属性，通过确保基础教育公平为提升社会协同力打下坚实基础。高水平社会协同力则能够更好地发挥基础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动性、能动性、引领性和塑造力。

（四）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并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这一战略部署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纳入国家创新体系进行统筹推进和一体布局。2006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该体系涵盖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和科技中介服务创新五个子系统，但并未明确教育创新、人才创新与文化创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教育、科技、人才三个领域基本上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顶层设计理念与制度尚未形成。

以高质量教育体系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创新体系，可以从战略层面解决国家创新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短板，从根本上重塑国家创新的底层逻辑。现有的国家创新体系的五个部分与教育领域的核心要素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教育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其他创新体系和主体提供前沿知识、创新型人才以及孕育创新所需要的先进文化。基础教育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部分，也是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战略性支撑力量之一。通过基础教育领域的知识创新、人才创新、文化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深度融合，打造联结国家创新体系五个子系统的核心纽带和战略性支撑基点；同时，为其他创新体系、创新主体提供科技前沿知识传播的平台，持续推动拔尖创新人才的发现、涵育和培养，实现创新文化的深度浸润。

（五）有效实施精神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信仰建设与精神引领、文化引领问题，提出了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以及“两个结合”的原则。在考察调研中国人民大学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在党的关怀下发展壮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鲜明的红色基因。一定要把这一光荣传统和红色基因传承好，守好党的这块重要阵地。”“希望中国人民大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人大师生的自觉追求。”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绩效主义、管理主义、功利主义对我国基础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家国情怀、奉献精神、牺牲精神、担当精神、社会责任感等历史叙事、集体叙事、社会叙事、文化叙事等在教育教学中彰显不够。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弘道育人的要求是新时代建设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中关于“优质”的核心含义之一，是“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必须解决好的关键问题。要超越管理主义、绩效主义与功利主义，高度关注与系统研究教育与文化的关系，认真处理好基础教育发展与文化引领的关系。一是要以“两个结合”为理论指导，深入研究基础教育与文化的关系，开展理论与制度创新；二是要把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弘道育人作为基础教育的基本功能，以精神引领、文化引领发挥基础教育的先导性作用；三是在基础教育中展现家国情怀、奉献精神、牺牲精神、担当精神、社会责任感等历史叙事、集体叙事、社会叙事、文化叙事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百余年革命文化与红色基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基础教育全要素全过程。

（六）持续推动制度创新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中，教育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宏观层面，人口变化与迁移、科技的快速发展、城市化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与产业转型等都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管理体制、教育公平提出新要求；在中观层面，教育强国的人才竞争力要求对基础教育学制、义务教育年限、免费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等提出新要求；在微观层面，如何培养人的问题日益突出，做好“双减”中的加法问题日益突出，数智技术赋能基础教育全要素全过程日益迫切。这些都需要我们探索新的基础教育治理坐标系与方法论。

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建设，应以教育强国建设的“五大关系”为参照，在新的坐标系中处理好政府与学校、学校与社会、规制与解制以及学校的内部治理的各种关系。以教育强国的人才竞争力要求为出发点进行制度创新，全面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切实回应科技发展带来的问题与影响，系统研究算法制度主义、涌现主义及其影响，建构数智技术嵌入、支撑与赋能的新型基础教育制度体系。为应对上述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上的挑战，基础教育亟须通过系统化、精准适配的制度创新，涵育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动力。

二、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需要破解若干结构性难题

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需要着力破解若干结构性难题。这些难题既源于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中暴露出的薄弱环节，也基于教育强国建设对基础教育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同时还由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本质内涵所决定。“十五五”时期，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应立足基础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与先导性，从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两个维度出发，围绕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破解结构性难题。基础教育要深度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就必须解决其与教育外部重大变化与国家战略需求不能适应的问题，必须解决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问题。基础教育要有效增强教育强国的“六力”并充分发挥其精神引领功能，就必须紧紧抓住提升人才培养力这一核心要素以及思政引领力这一政治保障，解决学生综合素质缺失问题，解决综合性、实践性、战略性教育改革新事项新要求效能不佳问题，尤其需要集中解决好“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而整体性、复杂性、前瞻性的基础教育改革需要制度资源、人力资源与科学方法论的有力保障，必须持续实施基础教育的制度创新，统筹推进新型基础教育评价体系建设、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建设与改革的方法论变革。

（一）基础教育与内外部环境变化及国家战略需求之间还存在不适配问题

面对我国社会经济、人口结构、科技发展等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基础教育在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制度资源等方面仍存在若干不适配问题，深刻制约其基础性、先导性战略属性的发挥。这对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资源配置、管理体制、教育公平等方面都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人口出生率的逐步下降导致各学段学龄人口梯次减少，对学校数、班级数、教师队伍规模、教育经费投入等资源配置模式产生冲击；城市化、新型城镇化发展、区域发展（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及与之相适应的人口区域性迁移，导致区域学龄人口呈现差异性变化，对基础教育资源的区域配置模式产生冲击。二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发展新趋势与相应的产业升级、转型及新业态的产生，对基础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人才培养模式、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方式、评价体系方法乃至课程、教材设置等都提出了新要求。三是在城市化深入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下，补足农村教育发展短板需要探索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机制。四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以及教育的战略属性都要求基础教育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夯实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加强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进程。在“十五五”乃至“十六五”期间，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建设面临的一个宏观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使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与国家战略调整、人口变化、科技发展、产业转型与人才标准变化等因素之间，建立起既动态适应又相对稳定的紧密适配关系。

（二）学生综合素质尚需增强

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才培养要实现“六个下功夫”，即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维，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弘扬劳动精神。

从这个要求来看，我国中小学生在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与担当精神、身心健康、劳动技能与精神、美育修养、科学科技素养尤其是创新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十五五”期间，基础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打下坚实基础。需要特别关注三个重要方向：一是必须持续补足与加强基础教育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如创新能力、心理健康、体育、美育与劳动教育，尤其是要真正树立与落实健康第一的理念。二是新形势下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新要求如科学科技素养、数字素养、算法思维与人工智能知识技能等要高度重视，基础教育必须将创新能力、品德素养、科学素养、数字素养、体育素养、美育修养、心理健康、人工智能通用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培养置于突出位置。三是逐步形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五育并举”“五育融合”的健康的基础教育生态。

（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形成

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既是新时代基础教育战略属性和政治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基础教育人民属性的长远根基。在基础教育阶段，尽管并不直接培养科学家，但从生理和心理发展角度来看，拔尖创新人才开展创造性活动所需的高阶思维、问题解决能力与科研志趣等综合素质，主要是在这一阶段特别是高中阶段逐步形成的。

尽管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已经成为基础教育领域的共识，但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形成。在基础教育阶段，过于关注知识点的灌输与行为主义的重复训练，忽视了知识的跨学科联结融合、实践应用价值与文化意义，导致学生难以形成分析、综合、创造等高阶认知能力，也无法有效构建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的生成机制。由于美育、艺术教育并没有全面普及与深入实施，大多数学生的艺术思维存在欠缺；此外，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尚属起步阶段，对学生算法思维的培养基本上还是空白。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需要切实解决有效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抽象思维、艺术思维、算法思维等高阶思维能力的核心问题。

（四）综合性、实践性、战略性教育改革新事项新要求的效能不佳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特别是品德素养、科学素养、数字素养、美育修养、创新能力以及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在持续实施“双减”的同时，国家陆续提出了一系列综合性、实践性、战略性教育改革新事项新要求，如思政引领、科学教育、科技教育、数字教育、劳动教育、家庭教育、美育、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文化传承等。但这些新事项新要求主要涉及学生非认知素养、科技素养与健康第一理念的培养，在基础教育实践中的推进往往面临较大挑战，还存在效能不佳的情形。如何在各种新事项新要求之间形成合力与整体效应？如何在持续巩固“双减”成效、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水平、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的基础上，切实做好“双减”中的加法？如何避免在减轻少量负担的同时又叠加大量新任务与新要求的矛盾现象？按照基础教育发展规律科学把握“减法”与“加法”的关系，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成为基础教育治理的新难题。

（五）“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日益凸显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一系列关于人才培养的新标准新要求，要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出“四为要求”，回答了“为谁培养人”的问题。新时代，在教育的根本问题中，“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要重点关注解决好“怎样培养人”问题，克服功利主义与应试倾向，全面实现“五育并举”与“五育融合”。

在中高考压力下，如何解决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未能与智育深度融合，以及彼此之间缺乏协同导致的育人目标的整体性、系统性事实上存在割裂的问题？如何确立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核心素养在教育教学中的首要地位以及实现思政引领的作用？如何处理好全面发展、全面培养与全面评价的关系？如何在全面培养的基础上加强全面评价，同时避免单纯依赖全面评价来推动全面发展的倾向，从而真正促进全面发展？如何将育人目标与学生综合素养结构，尤其是一些新的学生素养要求，切实有效地转化为能够顺畅运行的课程结构、教材结构与方法结构？如何以科学有效的教育教学活动承载课程与教材目标全面实现？过去百余年，这些问题始终是世界范围内教育教学改革的难题。杜威（Dewey J）的进步主义教学改革、布鲁纳（Bruner J S）的结构主义教学改革，都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难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课程教材结构、教育教学活动结构与学生素养结构之间始终存在一定张力，亟须切实解决传统教育教学中学理性、学科性以及知识性的教学和学习活动与探究性、实践性、个性化的教学和学习活动之间的关系。

（六）新型基础教育评价体系尚未形成

《教育强国纲要》颁布以后，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已初步形成一套新的教育现代化指标体系。与此相适应，亟须构建一套与基础教育作为教育强国战略基点地位相匹配的新型基础教育评价体系。

一是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颁布以来的若干改革要求亟待全面落实。尤其需要关注全过程评价中的预评价与过程性评价、全要素评价中的能力评价与非认知因素评价，以及实践性评价、个性化评价、增值性评价、表现性评价等评价改革理念落到实处，构建多元发展的基础教育综合评价体系。二是教育强国建设对基础教育评价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如何以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为指引，建立基础教育治理的新坐标系；如何以“六力”特质为出发点，确立基础教育发展的新指标体系；如何以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为基础，拓展制度创新的新维度；如何以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的有效实施为目标，建立中国特色的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评价制度，等等。三是在数智时代，如何利用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构建支持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智能化评价系统，形成涵盖预评价与过程性评价、能力评价与非认知因素评价以及实践性评价、个性化评价、增值性评价、表现性评价的新型评价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打造能够推动因材施教、个性化学习与跨学科学习的新型基础教育质量评价与监测体系。这些已成为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必须攻克的重大课题。

（七）中小学教师队伍能力素质亟待重构

《教育强国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这一政策要求标志着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目标已由以往侧重学历、资历与单一教学能力的达标取向，转向以综合素质提升为核心的质量取向。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与教育改革的新趋势对中小学教师能力素质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

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对中小学教师提出了新要求；思政引领、科学教育、科技教育、数字教育、劳动教育、家庭教育、美育、心理健康教育、体育、文化传承等综合性、实践性、战略性教育改革新事项新要求，对教师能力素质结构提出新要求；同时，教师专业化发展所呈现出的内涵深化与外延拓展的转型新趋势，也对教师素质能力结构提出新要求。构建“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意味着教师在价值立场、专业能力、发展潜力与弘道育人等方面的高水平协同发展。为此，我们必须勾勒出面向未来的中小学教师“画像”，重构中小学教师能力素质结构，并以此为依据系统推进教师教育、师范教育改革。

（八）新时代基础教育改革的科学方法论需要确立

“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发展面临的教育强国建设战略性要求前所未有，内外部新挑战前所未有，改革的复杂性也前所未有。为此，迫切需要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推动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发展。

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发展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地位，遵循以“六个必须坚持”、“两个结合”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教育观与方法论。尤其是从宏观视角来看，教育的战略属性要求基础教育改革必须正视资源配置与内外部环境变化之间，以及国家战略需求之间存在的不适配问题。为此，应突破仅从教育内部看基础教育的思维惯性，建立起基础教育改革的外部视角、战略视角与前瞻视角。特别是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新趋势、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新要求，以及人类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新动向，都对基础教育改革提出了革命性新要求。这些亟须有针对性地创新发展基础教育改革所需的科学方法论。

三、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时期，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长期存在的顽瘴痼疾与若干结构性难题。依据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的内涵特征，凸显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与教育强国“六力”特质中人才培养的关键性质，以及提高人才培养力所需要的方法论变革、制度创新与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以系统性的方法论变革与制度创新为先导，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怎样培养人”这一核心问题，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为关键，针对理论创新、政策要求与实践难题，重点从以下十个方面科学谋划改革路径与策略。

（一）以基础教育改革的方法论变革确立改革的新坐标

基础教育改革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前提下，建立基础教育改革的外部视角、战略视角与前瞻视角，坚持跳出教育看教育的方法论与创新驱动发展的方法论，探索建构宏观、微观相结合的基础教育改革新坐标。

一是从教育的战略属性出发，坚持跳出教育看教育的方法论。基础教育必须回应教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需要，适配社会经济、人口变化与科技发展的新趋势，适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要求，面向大国竞争与扩大对外开放的新环境。坚持把跳出教育看教育与坚持按规律办基础教育结合起来。二是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要求出发，坚持并探索创新驱动发展的方法论。正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中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克服基础教育传统上的“还原主义”特征，引入复杂性理论视角与同新质生产力、人类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新趋势相适应的“涌现主义”思维方式。建立从还原分析走向复杂系统与关系生成的新坐标，实现基础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中部分与整体、线性与非线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他组织与自组织、封闭性与开放性、标准化与多样性、静态展示与动态交互等维度上的动态平衡。

（二）以系统化制度创新增强基础教育的前瞻性与适配性

以系统化制度创新应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与社会经济、人口结构、科技发展等内外部环境变化及国家战略需求不适配问题。基础教育改革须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和回应其战略性关切，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目标。克服长期以来存在的管理主义、绩效主义和功利主义倾向，重视文化引领、精神引领的价值与作用。面向结构性难题，探索新的基础教育治理观。通过系统的宏观制度创新，在基础教育资源配置与国家战略调整、人口变化、科技发展与人才标准变化之间，建立起前瞻性、动态型的密切适配关系。

为有效应对人口出生率的明显下降，以及城市化、新型城镇化发展、区域创新需求与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人口区域性迁移对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带来的冲击，亟须构建全国学龄人口预测预警平台和区域性流动学龄人口监测平台。在保障中小学教师队伍规模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推动教师队伍结构的优化调整，加快推进小班化教学制度建设，探索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新型管理体制试点，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的新趋势，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对基础教育在人才培养标准、培养模式、评价方式乃至课程教材设置等方面提出的新要求，要系统研究并推进学制改革与中考改革，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十二年一贯制人才培养改革方案，构建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及新型基础教育评价体系。为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切实发挥教育的战略属性、夯实拔尖创新人才基础，亟须建设中国特色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制度，深入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实施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行动，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基础教育全要素全过程。

（三）以提升思政引领力发挥基础教育的精神引领功能

思政引领力位于教育强国的“六力”特质之首，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要素，集中反映了教育的政治属性。它是一个可以统筹、涵盖并联系立德树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定文化自信等诸多问题领域的中国教育学标识性概念。提升教育的思政引领力，把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到大社会、大教育的视野，是确保人才培养的社会主义方向性的关键举措。有效解决思政引领的问题，是“十五五”时期基础教育治理的首要问题。

一是调整长期沿用的基础教育的“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培养目标序列，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置于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位置，尤其注重学生的信仰塑造、思想建设、价值观形成与文化修养。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为核心，构建学校、家庭、社会、政府、人工智能协同联动的“大思政”格局。三是建设好大中小幼一体化思政课体系，创新与之相应的思政育人模式。深入挖掘学科教学中的德育、思政因素，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科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新机制；以启智润心、春风化雨的方式提升思政教育的亲和力与实效性。四是强化基础教育的文化引领、精神引领方面的功能，系统挖掘并充分展现课程、教材和知识点中的文化价值，全面推进红色研学与红色旅游的深入发展，特别要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赓续党的红色基因，以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和教育家精神为引领，深入推进以文化人、弘道育人的实践。五是坚持和发展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基础教育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四）以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奠定国家人才竞争力基础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是决定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基础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起点与基础，在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价值导向促进基础教育价值、文化与生态建设，奠定国家人才竞争力的基础。

一是深刻反思基础教育教学中大量存在的还原主义倾向，以涵育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新型人才为目标，以“涌现”为理论依据，建设新型的基础教育创新文化与制度生态系统。在面向全体学生开展综合素质培养的基础上，以建立固定性、计划性、线性、封闭性特征与共生性、非计划性、非线性与开放性的教育教学活动之间的平衡关系为目标，推进基础教育教学的微观制度创新。以此为基础，科学应对基础教育领域公平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之间的矛盾关系。二是探索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分层体系。面向从“1到100”的规模化发展模式转向“0到1”的突破性创新模式战略要求，亟须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分层体系。面向全体学生形成创新高原，面向拔尖创新人才塑造创新高峰，面向英才群体涵育创新顶峰。三是进行大中小幼一体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制度建设。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与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并创新发展中国特色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推动十二年一贯制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点实验高度重视高中阶段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奠基作用，全面布局建设“高大衔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制度。在人工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要求下，依托数智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探索人智协同条件下的合作式、个性化、扁平化、网络式、智能化的基础教育教学新模式。四是切实改革育人方式，破除当前围绕中高考展开教育教学活动的弊端，大力推进学校教育与学生生活、社会实践、生产劳动有机融合，推动教育教学与人民群众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紧密结合。研究和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与思维图谱，以大单元教学、高阶思维培养和深度学习为关键抓手，不断强化教育教学的探究性、实践性与个性化，切实培养学生的跨学科学习能力、算法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五）以新一轮课程、教材、教法改革全面提升基础教育人才培养力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入发展背景下，人类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日益体现出跨学科、学科融合与多维发展的新趋势。人工智能日益被看作创造性与可持续知识经济中的认知主体与新型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主体，人类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已经发展为六螺旋或超螺旋创新模式。这种新的变革趋势要求基础教育的课程、教材与教法进行系统性改革，特别要针对人工智能赋能新赛道、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要求以及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新趋势，探索并回答关于基础教育教学、课程、教材改革的前沿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是根据新时代人才培养新要求，调整课程与教材结构，以有效回应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迫切需求，积极对接“双减”政策下“做好加法”所提出的综合性、实践性与战略性改革新任务，顺应科技前沿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对人才的新需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两个结合”的指引下，满足学校教育教学中文化传承与红色基因继承的需求，构建中国特色的适应“大高深”（大单元教学、高阶思维、深度学习）特点的兼具跨学科与学科融合属性、实践性强、知识前沿性突出，并能有效开展文化传承的新型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二是课程与教材结构要兼顾与支持探究性学习、跨学科学习、因材施教、个性化学习、主题学习、实践性学习等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养成等新目标的实现。三是重视大中小幼一体化课程与教材的建设，特别是思政课、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以及人工智能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一体化课程与教材开发等基础教育教学中急需推进的重要内容。四是加强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劳动教育、美育、文化传承等新事项新要求方面的课程与教材建设。五是在人工智能赋能背景下，关注数智技术应用与传统课程、教材之间的边界融合与结构创新问题。通过数智技术驱动课程、教材与教法的创新，建立适应人智协同育人方式变革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法体系、评价体系。六是以课程、教材、教法改革为支撑，提升综合性、实践性、战略性教育改革新事项新要求的实施效能。深入研究、慎重抉择以及适度扩大“减法”的范围，并在一减一增中保持课程、教材、教学时数等方面的稳定性。大力推动课程制度、考试制度、教材制度、评价制度与实践性教育教学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力求通过制度创新和效率提升，有效应对因新事项新要求日益增多可能带来的学生负担加重问题。

（六）以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夯实中小学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制度基础

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是新时代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是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也是在基础教育阶段构建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微观制度基础。基础教育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要求为指导，实施好中国特色的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

一是明确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是一项超越教育本身的战略性举措，其目标更加直接和高位，旨在涵育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战略性科学家和领军人才。二是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全面部署、动员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持续引导和推动优质科技资源与人才资源向基础教育下沉。三是确立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的三重目标：面向全体学生，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面向拔尖创新人才，做好人才选拔与早期培养；面向英才教育，有针对性地选拔和培育具有前沿科学家和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四是着力解决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面临的新型体系建设、评价标准确立、教师素养提升、课堂教学融合、区域实验整合及资源平台保障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五是在前期实施科学教育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推进科技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将其融入现有科学教育体系，并妥善处理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

（七）以促进学校、家庭与社会互动共生提升基础教育社会协同力

社会协同力是“六力”特质中的一个中国特色创新性要素，是一种凸显教育的战略属性、发挥教育与学校的能动性、确保凝聚全社会力量、保障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性保障机制。

提升基础教育社会协同力，要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克服以往校家社协同中的失灵问题，探索、创新符合社会协同力视角的制度体系建设。二是以学校为原点和核心，统筹社会、家庭、政府、企业等方面，以多元共治为抓手，立足制度创新，建设新型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形成全社会育人合力。三是坚决摒弃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纠正主要围绕中高考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弊端，营造健康良好的基础教育生态环境。四是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动性、创新性、社会塑造力与社会引领力，以健康良好的教育生态和榜样示范作用实现以文化人、弘道育人。特别是在建设教育强国、提升社会协同力的背景下，学校应在充分利用家庭、社会资源解决好教育教学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在家教家风建设与社会、社区建设中发挥主体性、主动性与指导性作用。五是以职业教育改革为抓手，推进普职融通、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不断增强学校与经济、社会、科技协同发展、互动共生、价值共创的能力。

（八）以探索跨文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基础教育国际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30年，我们培养的人要能够完成‘两个一百年’的伟业。这就是教育的历史责任”。适应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需要的人才，必须有世界眼光、全球意识、跨文化理解力与全球竞争力。基础教育改革也要全面体现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要求。

一是坚持“有特色”的基础教育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基础教育改革，认真总结我国基础教育的特色与宝贵经验，讲好中国基础教育的故事。二是坚持“引进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认真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基础教育经验与做法，特别是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科学教育与科技教育、跨学科学习与算法思维培养等方面。三是坚持“走出去”，积极参与和领导全球基础教育治理。强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全球南方国家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合作，在全球基础教育议程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四是与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建设世界重要教育中心、人才中心与科技中心，不断扩大基础教育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五是以基础教育之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胸怀天下的格局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探索中国特色跨文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新全球化意识和通晓国际规则、拥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与跨文化理解能力的时代新人，发挥基础教育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中的独特作用。

（九）以教育数智治理为抓手建设基础教育数智化发展新型物质技术基础

人类社会目前正在从工业文明阶段向数智文明阶段过渡。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学科大模型、教学智能体等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为基础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动能、新赛道、新契机。基础教育的数智化发展及数智治理成为亟待应对的新课题，也是未来抢占世界基础教育制高点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是必须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前沿迭代的数智化教育体系，提升师生数字素养，把握网络技术、芯片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深度应用。二是前瞻性地探讨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进程对学生认知方式、学习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可能带来的颠覆性影响，提出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学生算法思维的目标，并推进相应的制度创新。三是前瞻性推进教育装备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发展，推动其标准体系向人工智能赋能下的教学能力与实验能力导向转型，为基础教育的数智化发展特别是培养师生的算法思维、数据意识与人机协同素养提供强大的硬支撑。四是科学看待教育数智化发展中的机遇、风险与挑战，前瞻性解决基础教育数智治理中的技术与文化、人性、隐私、学术规范等新的伦理问题。

（十）以素质精良为标准重构中小学教师能力素质结构

建设教育强国要求构建“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持续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夯实人才培养根基。

一是大力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以教育家精神引领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着力培养新时代“四有”好老师、“人民教育家”与“大先生”。二是在持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全面落实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的基础上，提出教师要以文化人、弘道育人的更高要求。三是从人工智能赋能引起的教师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变革等维度出发，重构教师能力素质结构。当前，人类社会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呈现出日益增强的开放性与更新加速特征，学科边界在某种程度上被重塑，跨学科与学科融合已成为常态。课堂教学逐步呈现统一教学与差异支持并存的结构性特征，教学情境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教师—学生—数智技术协同支持的互动形态。教师评价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智能化评价时代已然来临。因此，有必要面向未来重新为中小学教师“画像”，重构其能力素质结构。四是以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为新坐标系，创新教师教育与教师培养培训模式，全面深入推进教师教育、师范教育改革，切实提升教师的综合履职能力，特别是教师的思政素养、科学素养、数字素养、创新素养、跨学科素养，以及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修养；同时，注重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教师队伍的国际竞争力。

（作者：刘复兴，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法治与学校治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教育研究微刊（ID：jyyjweixin）”）